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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2页）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对我说：作成这件事，你得找一个后台！

问：什么样的后台？答：胡耀邦那样的！

我明白这话的意思：这件事太大，你根本不能做。

后来出版社在接受书稿的同时，提出书稿内容必须由唐山市委审查通过，而我当时仅仅是普通院校的一名普通讲师。

费尽周折，唐山市委书记指示市委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15个人参加的审查班子，其中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领导以及唐山市的文化名人。

我独自面对的这多位地位高、权势重的人。

这几乎是矗立在激流浅滩中的15块大石头，我划着小船，无论碰上哪块都会翻船，掉下水去。

而且，这15位审查者&ldo;文革&rdo;的关系，是分列在两边、甚至是对立的。

比如，如何处理&ldo;文革&rdo;中就曾引发两派对立的原市委书记许某？是写，还是不写？对立、争论，根本不能形成统一意见。

在第三次会上，一位原市委副书记讲：大家有分歧，说明书稿不成熟，还是等成熟了再出吧！

这话就是要&ldo;枪毙&rdo;书稿。

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该据理以争的就争，当然也做必要妥协。

苏锋、杨远、郭耀臣三位老市委书记给了我极大支持和帮助。

他们三人单独开会，要我参加。

苏锋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子平同志通过这一关，把书印出来，而不是找个什么理由将书枪毙掉！

后来的情形急转直下，书稿顺利地通过了，也按时印刷出来。

在纪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书也开了我国地震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我对地震以及一般性灾害的研究，从心理上讲，经过了这样两个阶段。

起初，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现实功利的考虑。

这并非是因为我没有功利要求，而是这种研究与专业基本无关。

在对灾害的研究活动中，既有诸如经费、资料、时间、人力等客观条件方面的困难；更有研究过程中调查、思考、分析、写作等过程中的体力、精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还要接受&ldo;不务正业&rdo;的责难和非议。

但是，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便升华为一种内在欲求和兴趣，成为一种难以自己的学术冲动，一种欲罢不能的动力。

接连我又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

1996年炎热的夏季中，我进入《灾害社会学》一书的紧张撰写，整日挥汗伏案。

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畅之时，我却进入极度疲劳的状态。

我感觉到一种承受力的极限，心里升起一种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