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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
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
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
所以我说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
上文说怀疑主义之后,中国哲学界生出两条挽救的方法:一条是把“功用”
定是非,上文已说过了;还有一条是专制的一尊主义。
怀疑派的人说道: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
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
(《庄子·秋水篇》)
这是知识上的悲观主义。
当时的哲学家听了这种议论,觉得很有道理。
如荀子也说: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
可知,物之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止之(疑,定也。
说详第九篇第一章。
参看第十一篇第三章引此段下之校语),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
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
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
这种议论同庄子的怀疑主义有何分别?但荀子又转一句,说道:“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
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
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道:
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
曷谓至足?曰:圣王也。
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
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法极矣。
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荀子用案字,或作乃解,或作而解。
古音案、而、乃等字皆在泥纽,故相通)以圣王之制为法。
(《解蔽篇》)
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
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
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
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
董仲舒(董仲舒作书美荀卿,见刘向《荀卿书序》),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
《韩非子·问辩篇》说: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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