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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第13页）

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

革命文学"

辩护。

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

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

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

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

《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

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

这是指"

新月社"

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

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

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

布尔乔亚"

的恶意。

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

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

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

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

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

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

，而在"

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

，在"

无产者文学"

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

清算"

，就是，请文学坐在"

阶级斗争"

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

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

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

"

但这好像"

中日亲善，同存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