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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和丹鼎派（第5页）

他甚至认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地位的不同，就如同头脑和四肢的地位不同—样，对身体都是不可缺少的。

鉴于汉魏以来君势轻微，奸臣弄权，葛洪力主强化君主权威，为臣者应“唯忠是与，事无专擅，请而后行”

。

在以礼法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同时，葛洪还强调治国要以刑辅仁。”

“仁”

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实行“仁政”

、“德治”

，表现在用人上就是重德轻才，唯德是举；“重刑少赏”

强调治国以严刑竣法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葛洪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治国之道，德刑并不矛盾。

应该仁刑并举，以刑辅仁。

《用刑》说：“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

莫不贱刑。

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

《广譬》说：“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

，他甚至坦率地说：“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

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

2，视仁义为舆论宣传上的需要，视法度为实际有效的统治手段，刑就被置于德之上了。

对那些“犯上作乱”

的农民起义，葛洪更是主张“以杀止杀”

，《用刑》说：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

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其祸深大。

以杀止杀，岂乐之哉?”

葛洪从不相信有所谓不用刑罚的纯仁的治世，《用刑》说；“俗儒之徒，闻周以仁兴，秦以严亡，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

。

他认为当时是哀世薄俗，若弃刑而专用仁政，就好比“盘旋以逐走盗，揖让以救灾火”

，无益而有害，所以在《用刑》中葛洪也承认，从治国的角度看，道家的主张高则高，但用之则弊，“可得而沦，难得而行”

。

在用人观上，葛洪发展了曹操等人重才智、较德行的思想，提出了“明光仁后，明居仁上”

的新理论，认为单有德行而无才智的人不能算是人才。

“仁”

或“不仁”

应以有无明智来判断，如商汤取代夏桀、武王伐纣，虽然“不仁”

，但其行为顺天应人，是明智的，所以也是可以的。

葛洪主张用人应以才智为主，德行为辅，必要时可以“舍仁用明”

，他在《仁明》中甚至认为“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间”

，“奸臣贼子犹能仁矣”

，这种主张与孟子“人皆可为尧舜”

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同时它也是对魏晋时期重德轻才的人才观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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