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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和丹鼎派（第4页）

他的《抱朴子·外篇》就是一部以隐士身份议政的著作，其中包含了不少其对历史经验和治国之道的独到见解。

首先，葛洪继承了王充的进化历史观，主张贵今应变。

葛洪反对尚古之说。

《尚博》描绘崇古派的态度时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

《天钧》则更直接地说：“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地。

今天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

。

他认为。

这种是古非今的保守风气来自于儒家经学，且由来已久，非一世所患，所以葛洪批判了儒家对圣贤的崇拜和对儒经的迷信，《博喻》指出：儒家言必称尧舜，而“尧政不必皆得”

，相反，桀纣等暴君的言行也未必全错。

在《钧世》中，葛洪还分析了古书难读的原因。

他说：“古书之多隐，术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

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非难知，似若至深耳。”

在他看来《书》、《诗》等都不如当时的文章。

在《诰鲍》篇中，葛洪明确地肯定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他说：“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摈葬，川无舟揖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陨毙，疾无医术，柱死无限。

后世圣人，改而垂之。

民到于今，赖其后惠。

机巧之利，未易败矣。”

这是对《准南子》及《论衡》中的进化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葛洪非常注意和研究历史经验。

并专门写了《汉过》、《吴失》诸篇，对汉、吴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它们败亡的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

他认为奸臣当道，吏治是汉亡的主要原因、《审举》说：“灵献之世，阉宦用事。

大奸秉权，危言忠良”

，权臣奸党“其所用也，不越于妻妾之戚属；其惠泽也，不出乎近习之所庸”

1，连皇帝甚至都带头卖，官鬻爵，上行下效，“于是皆素食偷容，掩德蔽贤，忌有功而抑之，讳忠党而陷之”

，“忠贤望士，谓之党人，囚捕诛锄”

。

正是出于汉代统治者自己带头破坏礼教，礼崩乐坏，大伦遂乱，导致了汉朝的灭亡。

《吴失》篇则认为东吴所以亡国是由于“四凶不去，元恺不举，用者不贤，贤者不用”

造成的。

他揭露东吴官吏的昏庸说：“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讥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享儒官之禄……不知三方之军势，而遽轩节之下；屡为奔北之败将，而不失前锋之显号。”

如此岂有不亡之理?

在《酒戒》、《疾谬》、《刺骄》、《讥惑》等篇中，葛洪还对玄学末流和王孙公子们纵欲放诞，傲慢轻薄的社会风气作了猛烈鞭挞。

《刺骄》说：“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

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

关于治国之道，葛洪主张德刑并举。

他认为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关系是自然合理的，绝对不能改变。

《君道》说：“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沉，尊卑等威，于是乎著。

往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设官分取，而雍熙之化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