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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善用框架效应让生活更美好（第4页）

用框架性政策助推人们作出更好的选择

阿莫斯和我通过一个例子来引入我们对框架问题的讨论，这个例子被认为是“亚洲病害问题“。

假设美国正为一场来自亚洲的异常疾病作准备，这场疾病估计会夺取600人的性命。

为战胜这一疾病，我们提出了两种方案。

假设对方案结果准确的科学估测如下：

如果采用了方案A，200人会获救。

如果采用了方案B，有13的可能会救600人，有23的可能一个人也救不了。

很多受试者都会选择方案A：他们更愿意选择确定的选项，而不想赌一把。

方案的结果在第二种说法中有了不同的框架，如：

如果采用了方案A，400人会死。

如果采用了方案B，有13的可能没人会死，而有23的可能有600人都会死。

请仔细看并对比两种说法：方案A和A的结果是相同的，方案B和B的结果也是相同的。

然而在第二个框架下，很多人都选择赌一把。

两种框架下不同的选择都符合前景理论。

在前景理论中，根据结果的好坏，我们对打赌还是确定的事的选择也会不同。

当结果是正面的时候，决策制定者更愿意选择确定的事（他们是风险规避者）；当结果都是负面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拒绝确定的事，愿意赌一把（他们会冒险）。

这些结论在钱的问题上是选择赌还是确定的事时很适用。

疾病问题显示出，当结果关乎生命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

在这个情况下，框架实验显示：对风险规避或冒险的偏向都不是基于现实的。

在同样客观的结果中，做出的偏向会随着不同的制定情况而反转。

阿莫斯曾跟我说过他的某次体验，这次体验使得我们的故事更值得关注。

阿莫斯受邀为一组公共卫生专家作演讲，这些专家要对疫苗和其他项目做出决策。

他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些医生们关注“亚洲病害问题”

：一半的人看的是“拯救生命”

的那个说法，而其他人回答的是关于“失去生命”

的说法。

如一般人一样，这些专家也易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

制定关于健康决策的专家也会被表面现象所左右，这的确让人焦虑，但我们必须适应重要的决策也受系统1影响（而不是掌控）的事实。

更让人苦恼的是，人们在面对自身不一致时所发生的事情：“你在一种指定情况下选择肯定能拯救200条性命的选项；在另一种情况下，选择赌一把而不是接受丢失400条性命的事实。

现在，你知道这些选择是不一致的，你要怎么抉择呢？“回答常是让人窘迫的沉默。

作出原始选择的直觉来自系统1，而且并没有比偏爱获得20英镑而规避损失30英镑存在更多的道德偏见。

确定能拯救的性命当然是好事，死亡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

大多数人都发现他们的系统2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没有道德直觉。

我对伟大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心存感激，他为框架效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选择与结果》（ChoiceandConsequence）一书中描述了这个例子。

在我们开始对框架进行研究前，谢林的书就已出版了，框架效应并不是他主要讨论的问题。

他提到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授课的经验，他授课的内容是税法中儿童的免征额问题。

谢林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每个孩子都应有标准的免征额，而且免征总额和纳税人的收入是不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