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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如何改善现有医疗体系（第4页）

那么，我们的建议到底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建议是：选择设计者应当郑重考虑采取措施，使人们能够在医疗保健渎职事故方面具有自由签约的权利，因为一种自由的方式无论对于医院方面还是患者自己都会有所帮助。

当然，我们是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者，并不仅是自由主义者。

病人可能会难以看清医疗事故责任的性质以及放弃诉讼权的后果，放弃追究责任不应当是由不加思考的率性所致。

在其他领域，这一观点在某些州的法律条文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些条文要求放弃追究责任者应当有程序保障，以保证放弃追究责任者完全知情。

一般情况下，放弃追究责任者必须做出书面声明，并且明确描述所放弃的权利。

最重要的是，法院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愿意执行藏匿于长篇大论的合同中的弃权行为。

因此，我们建议，医疗保险公司的保险计划应当分为可对渎职行为提起诉讼和不可对渎职行为提起诉讼两种。

由于多数医疗保险是雇主购买的，因此我们希望雇主能够协助员工做出选择。

当然，我们知道，设定一个默认选项会很有帮助。

如果默认选项是放弃追究责任的权利，并且说明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会增加保费，那么多数病人会选择放弃（我们应当明白，人们对默认选项存在一种偏爱）。

对于那些对渎职案例持极端不信任态度的人来说，我们还有一项更为激进的建议：病人可以仅对故意或者大意过失提起诉讼，而不是对所有的过失行为提起诉讼。

（一般情况下，过失的定义是指未能达到“一般治疗标准”

的要求，这一模糊的概念常常会使律师和法官头疼不已。

）这样，病人便可以“购买”

更强大的究责权利，但他们也必须为此付更高的代价。

这一方法无疑会使弃权行为更加常见。

“购买”

权利的要约应当附带有关的信息，一旦人们不接受这一要约，便意味着他们会失去一些东西。

一般情况下，在完全知情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购买某种类型的诉讼权保险，但也有许多人会选择放弃。

医生和病人通过自由签约而获益，而放弃诉讼权只是其中一种方式。

美国已经有许多州开始采取措施降低渎职案的成本。

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便采取了“非经济损失额”

（比如对于病痛）封顶的做法。

我们可以想象，不通过法律而通过自由协议的方式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病人和决策者在合同中约定非经济损失的责任限额。

一些国家（比如新西兰、丹麦和芬兰）已经采用了一种“无过错系统”

，这一系统在美国被用在了员工赔偿方面。

这些国家中，不管损失是否由于过失行为引起，对于双方事先约定的医疗事故损失，都必须如期给予赔偿。

通常的诉讼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去裁决病人因医疗事故而应当得到赔偿金额，但这类方法则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一点。

我们认为，美国各州的法律制定者应当郑重考虑，为了更好地解决医患纠纷、提高医患之间缔约的自由度，他们至少应当做出以上的尝试，看一下这种做法是否能够在不降低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

归根结底，提高缔约的自由度无法彻底解决医疗服务危机，但它的确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