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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在寒夜（第7页）

的旗幡后面。

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

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

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

九

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考察北非、中东、南亚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德国的“新纳粹”

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

，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

我们车队的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了。

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

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全部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飞，包括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

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那是吸大麻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没有破过。

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

人类的很多灾难是互渗的，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明显的投射。

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

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

我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和浅薄。

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

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Ko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

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

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也是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

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结果只能削弱自己的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作一些更深入的总体思考。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差别很大，但既然都称为“文明”

，就必须应对所有文明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污染、自然灾害……

这也正是我不赞成享廷顿教授的地方，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冲突。

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最根本冲突，产生在文明与非文明之间。

守护全人类的整体文明，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