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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在寒夜（第6页）

，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

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

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

当做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

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

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

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

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

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特别有声有色。

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

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

民族国家的概念，则产生于遭受内乱和外力的威胁之时。

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打开而显出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退回狭隘。

于是，我觉得有一些话，应该从欧洲的土地上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

。

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我当然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

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

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任何一个高贵的民族，都应该是这些共同原则的制定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

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