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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 学问（第7页）

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饰立诚的宗旨，则早已荡然无存了。

以后当遇到真情发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

否则的话，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作文，因为这时作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

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

若认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分内应做的事情。

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什么深明大义、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贤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

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

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

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

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

谓匡曰：“斯文将丧！”

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

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

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

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夏、商、周三代全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辅相们代代相继，社会和睦安宁，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心灵深处，而对学问的追求，扩展到普通的乡村。

因此，当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在汉阳游玩的女子，都天性贞静，擅长吟咏，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德行完善工于作文，又用不着再说。

到了春秋时期，王道的恩泽衰竭了，大道也将要废弛，文章也差不多变异了。

所以当孔子看到了被捕获的麒麟，就哀叹说：“我追求的大道要完了！”

对匡人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

于是发愤修订六经，昭示帝王的法则，流传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事业盛大啊！

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不断传授发展。

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人理解其旨意并撰文著书，他们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反映大道的多少而确定各自的等级：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特别醇厚，孟轲便是这样的人；把握大道次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次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驳杂；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驳杂。

从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来。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

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

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

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