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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大县城。
周毓的父母曾经是‘下放知青’,不过那年头,管你是不是有知识,只要是你没有工作,年龄合适,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你就得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战天斗地’。
周毓的父母就是那种只上过两年学,大字还识得几箩筐的‘知识青年’。
好在周毓的父亲周红军是个有技术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才一两年,就因为‘革命需要’被召回了城里工作。
他会汽车和拖拉机修理,这种技工在那个年代的县城,简直就是稀有动物!
要知道,那时连县委书记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
一个县城只有一辆淘汰的军用吉普车,为了节约供应稀少的能源,一般不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急需处理,这车是不能动用的。
据说前些年我们亲爱的北邻邦还是这种情况,我们真该感谢邓爷爷啊!
周毓的父母其实都是‘半孤儿’,父亲在战争年代亡故,母亲改嫁他乡。
他们可以说是新中国自由恋爱的典范之一,曾经青梅竹马的他们,两颗孤独的心灵在儿童时代就十分靠近。
父亡母弃的他们,都是在外婆的扶养下长大的。
同在一条街上艰难成长的两个孩子,结下深厚情谊是偶然也是必然!
孤儿都是野孩子,周红军是野孩子王!
在曾经得到过几次保护的陈玉竹心中,他的形象比墙头贴的领袖人物差不到哪去。
所以,成年后的陈玉竹,得知周红军还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绝对无产阶级’后,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
用他们的双手筑起了这个家,也才有了周毓兄妹三人。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身为孤儿一无所有的周、陈两夫妻为了这个家,那是玩命地干活。
周毓的母亲就因为生下周毓的妹妹后,还在坐月子期间,就下水稻田挣‘工分’。
因而造成一只眼睛视神经萎缩,三十不到,就有一只眼失明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这个困顿的家庭迎来了他们的黄金年代——七八年时,七岁的周毓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决定告别生活了十二年的农村,卖掉自建的瓦房,领着孩子们返城,和父亲周红军一家五口,挤在工业品公司分给的,两间不到三十平方的职工宿舍里。
就是在这个三十平方左右的小家里,周毓一家挖到创业的第一桶金……这时的周红军,自车队解散后已经改行做自行车装配。
当然,那时的自行车还是三大件之一。
七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有了初步好转,‘三大件’已经逐步增量进入家庭了。
周红军是自行车装配的技师,也是车辆装配组长,组里其他成员都是他的徒弟。
看着装配组每天加班加点,却仍然供应不上区、乡供销社的需求,到处打零工的陈玉竹让周红军和区乡供销社的采购员谈好,为他们代装自行车。
一辆自行车的装配价为两块五毛,而当时周红军的工资才仅39.5元每月,加上加班费和奖金也不过六十元左右。
现在陈玉竹和下班后的周红军,以及放学后的周毓哥俩,每天能完成五至六辆自行车的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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