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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他说：你又何必太认真呢。

多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少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其实对于赵丹的命运都没什么影响了。

但是对我们俩却有一点好处，我们就有资格再多看几部电影了，许多电影我们以后也许永远都看不到了！

他的话很代表了当年之中国一些确实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个人参与少我一个人参与，多我一句口号少我一句口号，多我一张大字报少我一张大字报，反正对已被划入&ldo;另册&rdo;的人的命运不起任何作用了，于是对自己的参与首先自行地宽恕了。

倘还有一点点个人好处，则更是&ldo;盲从无罪&rdo;了。

在&ldo;文革&rdo;初期，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久，我所读过的那些书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参与迫害别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时也是好人们的大悲哀。

故我对我的好人朋友说：你我互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好人，对吧？那就让我们把好人做得再好一点点，而别在乎以后看不到某些电影了吧！

……

一年后，我下乡了。

黄宗英也罢，赵丹也罢，在我的头脑中，渐渐的不留任何记忆痕迹了。

大约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参加兵团总司令部文艺处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听说黄宗英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ldo;解放&rdo;，并在哈尔滨观看&ldo;全省青年诗歌朗诵会&rdo;。

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几名知青，发起了对学习班组织者的建议‐‐将黄宗英请到佳木斯来，与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知青们交流交流创作体会和经验。

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对那建议表现得格外支持。

学习班的组织者崔长勇是我们共同的&ldo;好大哥&rdo;，我们的建议正中他下怀。

但那也得向上级请示啊！

政治部的批复很快，大意是‐‐黄宗英既然是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ldo;解放&rdo;的，但请无妨。

&ldo;好大哥&rdo;特高兴，欲亲自到哈尔滨去请黄宗英。

却随之传来了令我们震惊的情况‐‐她被省革委会的干部从哈尔滨驱逐走了，并且还被扣上了一项新的罪名‐‐企图靠昔日名气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文艺青年，实行反革命串联……

革命热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头脑中会有什么&ldo;资产阶级文艺思想&rdo;呢？

我们不禁地都愤愤不平起来。

&ldo;好大哥&rdo;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会想办法将赵桔调到兵团来，并且要尽早满足其入团愿望。

但他这种决定直至&ldo;文革&rdo;结束也没实现，而赵桔在东北下乡九年也终究还是没入得了团。

此是后话。

以上听来的情况，促使我做出过一件既郑重又特不&ldo;明智&rdo;的事。

1974年我入复旦大学前两天，仍在木材加工厂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头更累的活儿。

我可以不干活儿了，入取通知书已发给我了，按规定我享有几天准备行程的时间。

我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一心想用坚持劳动到最后一天来抵消一些别的知青对我的羡慕。

两天后就将离开北大荒了，我决定为某些知青作最后一次代言。

于是前两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食堂里，给连队团支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将信转送团里。

那是一封谈我对发展知青入团入党的组织路线之意见的信。

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头脑中，&ldo;重在表现&rdo;四个字，几乎不起作用，他们对于那些家庭出身&ldo;有问题&rdo;或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ldo;另册&rdo;的知青，其实实行的是发展践线上的&ldo;关门主义&rdo;。

还举了赵桔的例子，写下了这样一句话：&ldo;难道用多年的艰苦劳动和青春岁月，还换不来一枚团徽吗？&rdo;而实际上，所谓&ldo;关门主义&rdo;并不表现在我们木材加工厂，因为在木材加工厂，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的，恰恰便是两名家庭出身属于&ldo;剥削阶级&rdo;的天津知识青年。

在我曾经当过班长和小学教师的老连队，实行的也是&ldo;重在表现&rdo;。

进言之，在能入团或不能入团这件事上，赵桔的例子具有较多特殊性。

我明知此点而举她这名并不属于兵团的知青为例，委实是有些蛇口蜂针的。

我的动念，确乎也主要是为她那样的知青们一鸣不平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