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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我的人生信条 真实（第15页）

提婆达多同佛祖对着干，事实俱在，不容怀疑。

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的本质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清楚。

我觉得，古今中外写佛教史者可谓多矣，却没有一人提出这个问题，这对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

在中亚和中国的佛教信仰中，我发现了弥勒信仰的重要作用。

也可以算是发前人未发之覆。

我那两篇关于“浮屠”

与“佛”

的文章，篇幅不长，却解决了佛教传入中国的道路的大问题，可惜没引起重视。

我一向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

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我认为，文化一元论有点法西斯味道。

在历史上，世界民族，无论大小，大多数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

文化一产生，就必然会交流、互学、互补，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这方面，我不但写过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许多著作中也贯彻了这种精神。

长达约八十万字的《糖史》就是一个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来讲一讲这一部书完成的情况。

我发现，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语言中，“糖”

这一个词儿几乎都是转弯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ā这个字。

我从而领悟到，在糖这种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隐含着一段人类文化交流史。

于是我从很多年前就着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在德国读书时，我在汉学研究所曾翻阅过大量的中国笔记，记得里面颇有一些关于糖的资料。

可惜当时我脑袋里还没有这个问题，就视而不见，空空放过，而今再想弥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

今天有了这个问题，只能从头做起。

最初，电子计算机还很少很少，而且技术大概也没有过关。

即使过了关，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

留给我的只有一条笨办法：自己查书。

然而，群籍浩如烟海，穷我毕生之力，也是难以查遍的。

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书甲上庠，查阅方便。

即使这样，我也要定一个范围。

我以善本部和楼上的教员阅览室为基地，有必要时再走出基地。

教员阅览室有两层楼的书库，藏书十余万册。

于是在我八十多岁后，正是古人“含饴弄孙”

的时候，我却开始向科研冲刺了。

我每天走七八里路，从我家到大图书馆，除星期日大馆善本部闭馆外，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坚冰在地，我从未间断过。

如是者将及两年，我终于翻遍了书库，并且还翻阅了《四库全书》中有关典籍，特别是医书。

我发现了一些规律。

首先是，在中国最初只饮蔗浆，用蔗制糖的时间比较晚。

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样，糖最初是用来治病的，不是调味的。

再次，从中国医书上来看，使用糖的频率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