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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关于这一点，吴思的《潜规则》里面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我就不重复了。

我认识一位裴响铃老人，原先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只因为领导看他不顺眼，就趁&ldo;反右斗争&rdo;之机把他送去劳教，连手续都没有办，也没有送审和报批。

相反，这位受害者要为自己讨个公道，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后来，裴老写了一本书，叫《我这一生》，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其实，只要看过几出古装戏，多少有点历史知识，便都会知道&ldo;民告官&rdo;有多难。

拦轿喊冤，要先&ldo;掌嘴&rdo;（也就是打耳光）；上堂击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状（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诉），要滚钉板（也就是趴在钉满钢钉的木板上背诉状，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

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告官。

何况，就算民告官不那么难，该走的程序总还要走。

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经杀了，牢已经坐了，所有该受的罪也都已经受了，甚至你已经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

比起送红包来，哪个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红包，就能解决问题或者不受伤害，又有多少人会不送？

可见，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

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时，我们不能单纯地谴责红包。

既然红包反正要送，那么，有个&ldo;例&rdo;，有个&ldo;规&rdo;，总比没有好。

至少，大家心里不会一点底都没有。

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指望不送红包，而只希望能有个规矩。

这个规矩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它能规定一个大致&ldo;合理&rdo;不太离谱的价格，并能有一个方便的渠道把这个价格告诉我们；第二，应该能让当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证能送到，对方不会嫌少或拒收；第三，红包送达以后，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

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这三个标准做事，那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

取消红包？想都不要想！

六、制度并不能保证一切（2）

那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也包括下级官员）不用送红包，自己的权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评价呢？这当然是应该努力去做的事，而且应该说也做得很努力了。

这些年许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腐败之所以&ldo;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do;，是因为制度不健全，让人钻了空子。

因此应该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这当然并不错。

但如果以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万事大吉，却未免过于乐观。

在我看来，再好的制度也只是&ldo;术&rdo;，不是&ldo;道&rdo;。

&ldo;道&rdo;不变，变&ldo;术&rdo;是没有用的。

而且，说得悲观一点，只怕是制度越严密，腐败就越严重。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

就说学术界，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说是够多的了。

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奖，都有种种繁琐的、细致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规定，还建立了诸如&ldo;匿名评审&rdo;之类据说是很&ldo;科学&rdo;的制度。

结果怎么样呢？依我看，照样还是&ldo;该上的上不了，不该上的上了&rdo;，而且比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评职称，以前是开教授会议，由教授们决定谁上谁不上。

后来说这是&ldo;人治&rdo;，要不得，要改成&ldo;法治&rdo;，定出种种条条杠杠，对号入座。

比方说当教授要权威刊物论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论文多少篇。

这样一来，学校评职称，就变成了刊物评职称。

于是这些刊物的行情大涨，大家都到他们那里去拉关系走后门。

一旦获得这些&ldo;硬件&rdo;，学术水平再差的人也变得牛皮哄哄，拿着这些论文理直气壮地要职称，谁不同意他说谁腐败。

至于这些所谓的&ldo;论文&rdo;水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ldo;枪手&rdo;捉刀，则是没有人管的事。

因此，自从实行了这些制度以后，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倒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