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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谓法家（第2页）

今《申子》书已不传了。

诸书所引佚文，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置法而不变”

等语，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三）商鞅与《商君书》。

卫人公孙鞅于西历前三六一年人秦，见孝公，劝他变法。

孝公用他的话，定变法之令，“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史记》云：“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与此互相印证）。

赏厚而信，刑重而必”

（《韩非子·定法篇》）。

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提倡武力（《史记》所谓“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

是也）。

这种政策功效极大，秦国渐渐富强，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

公孙鞅后封列侯，号商君，但他变法时结怨甚多，故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车裂之刑而死（西历前338年）。

商君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治国。

故他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

（《韩非子·定法篇》）。

又“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

（新序）。

这不过是注重刑赏的政策，与法理学没有关系。

今世所传《商君书》二十四篇（《汉书》作二十九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

如《徕民篇》说：“自魏襄以来，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

魏襄王死在西历前二九六年，商君已死四十二年，如何能知他的谥法呢？《徕民篇》又称“长平之胜”

，此事在前二六〇年，商君已死七十八年了。

书中又屡称秦王。

秦称王在商君死后十余年。

此皆可证《商君书》是假书。

商君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没有法理学的书。

以上三种都是假书，况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

。

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

。

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皆当前四世纪的中叶。

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故发生一种思想上的影响。

有了他们那种用刑罚的政治，方才有学理的“法家”

。

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才有美学。

这是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