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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爱尔比斯”

，很明显就是被这样监视的一个人。

他的档案中写到，爱尔比斯是二战时期被苏联俘虏的德国士兵，战争结束后，他也还一直被关在苏联的军事监狱里，为他们做劳务。

直到1957年，爱尔比斯被释放，却不被允许回到德国，而是被发配到苏联的一个地方做农务——即现在的白俄罗斯地区。

在那个地方，爱尔比斯经常试图联系西德，写信、写文章想要发表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结果无一不被当局政府发现上缴。

政府想要把爱尔比斯抓起来，却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们坚信他是一个西德的间谍。”

在档案中，一个秘密警察如此评价道，“因此我们对他展开了严密的秘密监视，以找到他做间谍的证据。”

在这些档案中，不止有爱尔比斯的行踪记录，甚至还有他的个人物品、书籍的收集，在这样一个连一个人衣服上的拉链，和在咖啡店所点的菜名都要被作为间谍罪证据来收集的国家，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为道、宛如沧海一粟的。

档案中记录着爱尔比斯的信件和日记的内容，只见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名字“斯洛夫尔斯基”

。

那似乎是他恋人的名字，因为在提到这个“斯洛夫尔斯基”

时，爱尔比斯的语气总是深情、甜蜜的。

然而这个“斯洛夫尔斯基”

似乎并不在他的身边，而是身处西方国家。

可怜的爱尔比斯不断地在日记里深情地对着“斯洛夫尔斯基”

倾诉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对对方的思念，战后的痛苦和现在生活的艰辛——因为他的信件往往都被秘密警察精准拦截，根本寄不出去；他的电话也被监听，因此他没法联系上西方国家的人，只能孤单地在日记中发泄。

“他可能会去纽约找我。”

爱尔比斯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可是他怎么知道，我却是生活在当初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呢？”

施耐德看到这里，忽然心中一颤，某种在他的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记忆被唤醒。

他当即丢下手中的东西，蹒跚而吃力地走到电话机前，找到几天前白俄罗斯档案局的电话拨了过去。

他在电话里与对方说明了情况，找来了那天给他打电话的职员。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给我寄的档案，里面的姓名都是真实的吗？”

“那些姓名都只是代号，先生。

我想，您已经猜到这是谁了，对吗？”

施耐德沉默下来，他布满皱纹的脸默默地望向墙角里的那一沓厚厚的档案。

它仿佛化成了一个人，正活生生地站在那里。

“我想我猜到了。

您告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