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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北平之行下（第4页）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直面日寇兵锋的冀东地区，成立了“蓟密区”

和“滦榆区”

两个行政专员公署。

“蓟密区”

公署设在通县（通州），“滦榆区”

公署设在唐山。

殷汝耕任“蓟密区”

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

专员。

不久，陶尚铭因为没有对日本人言听计从，而被媚日当局免职，“滦榆区”

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

从此，大汉奸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开始积极提倡“华北特殊化”

，企图把以工业重镇唐山为中心的冀东二十二个县，像伪满洲国一样分裂出来，由日本幕后操控。

因此，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

即收买小部分汉奸，不顾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

的假象。

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

，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

。

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日爱国运动，对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进行揭露和斗争。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那帮那些吃洋饭，读洋书，信洋教的高等华人。

早已习惯了弯着脊梁骨下跪，从来没有战胜外国人的决心，也没有要和外国人战斗的意图。

更没有和外国人战斗的准备，居然声称要“以剿灭赤匪为重”

，继续坚持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一再撤换爱国官员、不停地丧权辱国。

步步撤退。

而实际控制平津地区的小军阀宋哲元。

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也是首鼠两端，既不愿意地盘缩水，又不想拼光了军队。

日本方面又在抓紧做他的说服工作，想要让他变成第二个溥仪皇帝，来领导“华北自治大局”

……最终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让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很显然。

身在距离日寇兵锋不到一百公里的故都北平（当时通州已经被日军控制，四九城的出入咽喉被卡住）。

看着膏药旗就在眼皮子底下猎猎招展，北平诸多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如今已是无法安心学习，纷纷像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一样走上街头，发出了一声声忧国忧民的悲叹，一句句慷慨激昂的咆哮！

面对一张张充满了忧愤、伤感和坚毅的脸庞，看着这一群群对残破祖国充满热爱之情的进步青年，王秋同学在起初也被这气氛所感染，只觉得胸腔中一阵热血沸腾起来，认为自己理应对他们表示一些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