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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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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shg.tw）”

！

抵制外货，在中国并非第一次。

但是，这次的抵货，却的确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同时也最为深入的一次，从黑龙江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县城，都卷入抵货运动之中。

“五四”

作为政治运动，参加者意中的敌人，无疑是日本。

所谓曹、章、陆者，在人们心目中，无非是助纣为虐的内奸而已。

运动预先定下的文明基调，使得抗议的人们不可能采取别的手段来伤害敌人。

因此，对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五四”

持续最久的抵制运动，大规模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进行了一整年，个别地区甚至延续时间更长。

对于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为一生的习惯。

当时参加抵货的人，往往特别强调不要忘记外国人讥笑国人的“五分钟热血”

，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人，对“五四”

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货。

号称民国讲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学家黎东方，时在扬州读高小，不仅参加抵货，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换成国货，还跟四个小伙伴，组成“醒华会”

，跟在中学生后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当时国人可以用来对日本示威的唯一法宝，大体上类似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所谓“弱者的武器”

（WeaponsoftheWeak）。

只是相对而言，比较明目张胆而已。

之所以如此，一是当时军阀统治比较弱，镇压困难；二是当时的军阀政府，在民族主义的风潮面前，对于镇压，缩手缩脚。

以当时国人的认识，认为日本第一要靠中国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国的市场，如果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穷，甚至衰落。

天津国民大会宣言说，如果中国人坚持抵制日货，必使日本“受经济上莫大之恐慌”

，而天津的一份传单上甚至说，“日本原是极穷的国，就是指着卖给我们中国货物赚了钱去过日子。

我们要是不买他的货物，他国里既没有钱用，自己过日子都顾不过来，哪还有心思来琢磨我们”

。

而且，抵制日货也是一种民间行为，是参加运动的民众由于对政府极度失望，产生的一种不再相信政府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方案。

一份天津学生号召抵制日货的演讲词上，一开篇就说，“我们不幸做了中华民国的人，又不幸做了中华民国的学生，大不幸又处在现在千钧一发的时候。

既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人，就得想一个方法救国。”

号召了学界、商界、报界和劳动界，说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卖国已经够了，根本不指望他们救国。

这样的议论，在各地都有。

因此，抵货本身，也有对政府的抵制意味。

加上抵货行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属于违法行为，至少在公开场合，政府是要禁止的。

所以，因抵货，学生跟政府方面，在理论上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当局还是地方军阀，对于“五四”

期间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

碍于日本政府的抗议，从上到下都做了一些禁止抵货的表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