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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那么温暖我心的支持！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过七十岁生日时，他们借此机会表达对我的支持，令人难忘。

在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如日本、巴勒斯坦、美国、捷克、非洲国家的祝贺涌至普拉德这个小村镇，有信函、明信片、电报等各式各样的形式。

成百上千的贺词——来自艺术家、工会成员、作家、学者、教士、西班牙难民，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林肯旅志愿军！

在来自苏联的祝贺中，有一封亲切的电报——由普罗高菲夫、萧斯塔高维奇、哈察都量和其他苏联作曲家、音乐家共同签名。

有人告诉我，在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广播电台整天都在播放我的演奏录音。

那天晚上，在普拉德的小屋里，我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音乐会节目，这节目由我在英国的友人筹办。

节目开始时，博尔特爵士对我说了一段话，借此表达英国成千上万名音乐家与爱乐者对我的祝福。

他谈起我们的友谊始于十多年前，那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在利物浦指挥一场音乐会，由我演奏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

他说后来他去巴塞罗那研究我的指挥方法，以及自世纪交接之后我在英国举行过的许多场地音乐会。

他这番话是如此亲切，仿佛就坐在我房间里对我说话。

“大师，”

他说，“此刻我们跟许多朋友一起在播音室里，包括五十位大提琴家。

我们多么希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

但愿你很快就会再次来到英国。

不过，我们知道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在你的老朋友巴毕罗利的指挥下，演奏一首短曲。

借由演奏这段音乐，把我们的心意传递给身在普拉德的你。”

然后，巴毕罗利指挥那五十位大提琴家，演奏了我在一九二七年为伦敦大提琴学校的学生所写的一首曲子。

那是首萨达纳舞曲，灵感来自我儿时在本德雷尔所见到的节日庆典，伴着传统管乐器果拉亚的声音和村民的歌唱。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信中写道：

自从我在年轻时有幸为维多利亚女王演奏，我从英国大众那儿获得许多令人感动的温情，我将其视为整个艺术家生涯中最为珍贵的收获。

如今，在我七十岁生日时，流亡的我收到来自贵国各地的温馨祝福，这些祝福是如此之多，让我必须恳请借由《泰晤士报》来表达我对大家深深的感激。

一个艺术家的生命跟他的理念无法切割。

我希望不久之后，世局允许我前往英国，亲自表达我对英国人民所怀的情感。

在我隐居至普拉德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收到许多来自英国、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信函，劝我重新考虑退出音乐舞台一事。

写这些信给我的人当然是一片好意，许多人说，为了实践我实现的信念，我的音乐所能做的要比我的沉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