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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2页）

事实上，他们似乎焕发出乐观的精神和愉快的心情。

我知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赢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也是因为任何事都无法击倒这样的人民。

在《伦敦爱乐新闻》的一次访谈中，我说了一段话，表达我对英国人民的尊敬与爱。

我提到在纳粹占领区时，我们是如何依赖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字一句，而伦敦对我们来说就是自由之都。

“今天，”

我说，“伦敦是希望之都。”

我说到另一件我所关切的事，即英国音乐家在战争期间扮演的光荣角色。

我对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的成员说：

“我在比利牛斯山小小的避难所，时时刻刻关注着伟大的英国所经历的一切，我认为你们这个顶尖交响乐团和独奏家创造的无数成就，就跟贵国政治与军事领袖的行动一样重要。

我知道各位在敌军轰炸之下，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演奏，维持伟大的音乐于不坠，我也知道，战时的苦难岁月为那些音乐大师的作品培养出几百万名新听众。

“我在英国好几个城市举行过演奏会。

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那一场。

我上一次跟管弦乐团合奏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的琉森音乐节，当时的指挥是阿德里安·博尔特爵士。

如今时隔六年，他再度指挥。

音乐厅里坐满几千名观众，而挤在外头的人似乎还要多。

我演奏舒曼和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返场曲，我还演奏了一首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当我演出结束离开音乐厅时，街上的群众是那般拥挤，警察费了好些时间才得以让我乘坐的车通行。

我不急，我可以在那些神采焕发的人群中待上几个钟头！

“那愉快的一晚有件事尤其让我记忆深刻。

音乐会结束后，一位老先生在舞台门边等我，他蓄着白胡子，身披飘垂的斗篷。

‘你还认得我吗？’他说。

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友，大提琴家鲁维奥！

我跟他初次见面是在将近六十年前，我那时还是个十一岁男孩，在巴塞罗那的托斯特咖啡馆演奏。

‘对，’他说，‘那一夜我告诉阿尔贝尼茨，总有一天，这个小家伙会造成轰动！

’

“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那场音乐会之后几天，我受邀去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演奏，并通过广播向我那些在加泰罗尼亚的同胞说几句话。

演奏完毕，我凑近麦克风，起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一刻令我难以承受。

我点燃了烟斗，稍微平复了心情，帮我找回心中的声音。

‘我的思绪飞向你们，我亲爱的同胞，不管你们是流亡在外，还是在我们所爱的故国。

’我说，‘我从卡尼古山下的隐居之处——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来到此地。

首先我想要谢谢殷勤接待我的英国主人，他们面对战争的残酷考验，展现出如此的英雄气概，凡是珍惜自由与正义之人都应该感谢他们。

如今我们期望他们能维持和平，重建欧洲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