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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城里笼罩着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黑夜被枪声划破，让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

涅瓦河对岸有动乱，我跟席洛第说我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别做傻事。

你想遭到枪击吗？”

可是一天晚上，音乐会结束后，他让步了。

我们叫了一辆马车外出，通过河上的一座桥。

在另一侧岸边，我们听见附近有枪声。

突然有一个人摇着旗子，从一个街角冲出来，经过我们的马车时，他狂乱地用俄语大喊。

我问席洛第那人在喊些什么，席洛第说：“他在喊‘沙皇共和国万岁！

’”

这就是当时人的心态！

俄国人拼命想要结束他们忍受这么久的独裁政治，可是被灌输的思想却让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沙皇做领袖的共和国！

在第二次前往俄国时，我亲身体验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镇压之后的高压措施。

在边界，几名沙皇军官质询我，他们是身穿制服的壮汉，待我如某种危险的颠覆势力。

我想象不出他们在怀疑些什么。

他们用俄语向我吼叫，当我用德语回答说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时，他们却不予理会。

搜过我的行李之后，又把我从头搜到脚，甚至强迫我脱掉衣服！

我气坏了。

等我抵达圣彼得堡，我把先前所发生的事告诉席洛第，他比我更为震怒。

他把这件事报告给政府机关，后来我收到了正式道歉。

我被告知那一风波只是个不幸的错误，这个解释并未令我释怀。

统治者的铁腕措施有许多明证。

在任何地方你都感觉得到忧虑、怀疑和恐惧，人人受到监视，门房和守卫得向沙皇警察报告他们工作中发生的事，而秘密警察也是无处不在。

有一段时间，伟大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被免除了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职位，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抗议秘密警察监视学生。

大家不敢说出任何反对政府的话，常常感觉自己好似身陷监狱。

我曾多次前往俄国演奏，除了圣彼得堡，我还在莫斯科、里加、基辅和其他城市举办过音乐会。

而不管是去哪里，我都惊觉那强烈的对比，一边是劳工阶层的贫困凄凉，另一边则是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

我深信民众将再度反抗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况，而这只是时间问题。

当一九一七年风暴爆发[2]，我感到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

同时，我得说随着那场革命而来的不公不义以及迫害行为令我惊骇。

我知道在每一场革命中，某些暴行似乎无可避免，我就曾亲眼看到群众在反叛中做出极端暴力的事。

但我无法宽恕有些人以改良社会之名，迫害无辜之人，而那些受迫害之人当中有许多也曾为改良社会做出努力。

以任何目的、任何成就之名，都无法证明这些革命手段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