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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

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

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

，简直是“史无前例”

的。

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

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

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

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

一个“女侠”

（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

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

《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

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

执笔。

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

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

（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

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

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

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

。

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

《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

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

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

《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