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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68章胜利日2（第2页）

。

他们将所有电子屏蔽，仅靠生物共振仪和手绘图表分析数据。

三天后，心理拓扑学家陈屿颤抖着指出：“这不是外来信号……这是‘我们自己’的另一面。”

“什么意思？”

李婉然问。

“意思是，”

陈屿低声说，“共感网络在自我分裂。

一部分人在无意识中拒绝融合，他们在心底保留了一个‘我不愿被理解’的空间。

这个空间太深、太久，已经形成了反向共鸣腔??它开始自主发声了。”

会议室陷入死寂。

李婉然缓缓闭上眼。

她想起了林小雨十岁时写的一篇作文，《如果大家都一样，我还是我吗？》。

那时老师批语说：“共感的意义在于消除隔阂。”

而林小雨在页脚悄悄补了一行小字：“可如果没有隔阂，爱是不是也就没了重量？”

原来，早在那时，她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天。

一个月后，第一起“情感断连”

事件发生。

一位新加坡的持灯者，在参与一场跨国共感冥想时突然尖叫着倒地，双眼翻白，口中不断重复：“别进来！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

救护人员发现，他的脑电图显示DMN区域出现剧烈震荡，仿佛有两个自我正在争夺主导权。

三天后他苏醒，却不记得自己曾是持灯者，甚至否认共感网络的存在，坚称“一切都是政府操控的精神实验”

。

类似案例迅速蔓延。

到2173年初，全球已有四百余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共感排斥反应”

。

他们并非敌视共感，而是本能地抗拒被“完全看见”

。

有些人开始佩戴自制屏蔽器，用铅箔包裹头颅；有些则组织起“沉默结社”

，宣称要恢复“私人灵魂的主权”

。

舆论哗然。

“心灵顾问团”

内部首次出现分歧。

蒙古女孩在一次闭目感应后睁开眼，脸色苍白地说：“有个地方黑了，里面全是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