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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这就无异于说司马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马了。

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ldo;大jian大恶&rdo;而且&ldo;人神共愤&rdo;，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ldo;新党&rdo;（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ldo;熙丰小人&rdo;（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马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ldo;元祐jian党&rdo;（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

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邪。

至于先前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jian佞，也不是小人。

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硬的。

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当&ldo;乌台诗案&rdo;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ldo;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rdo;。

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的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

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五、成败与道德无关（2）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

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ldo;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rdo;。

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

司马光说：&ldo;介甫无他，但执拗耳！

赠恤之典，宜厚大哉。

&rdo;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

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ldo;从公已觉十年迟&rdo;，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ldo;非常之大事&rdo;，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ldo;希世之异人&rdo;，并称他&ldo;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rdo;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

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这一点。

东汉的党锢，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有关。

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高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子大都过得十分滋润，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阳修岂能写得出《醉翁亭记》）。

做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

&ldo;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rdo;（做学问有闲暇或有余便去做官，做官有闲暇或有余便做学问）的说法，用在宋人身上是很合适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ldo;精神贵族&rdo;的士大夫阶层。

既然是&ldo;精神贵族&rdo;，自然&ldo;费厄泼赖&rdo;。

同样，既然是&ldo;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rdo;，则不难人才辈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

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

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贵族，并由此产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