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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3页）

西夏文化是汉族、藏族、女真族和契丹族文化的混合体。

它虽然有某些很突出的特征，但本身没有构成系统。

面对汉藏两族强大的文化便处于弱势，再加上敦煌的文化主体和艺术样式已经确立，在西夏的敦煌石窟中，仍是原有风格的延续与深化。

无论从窟形、壁画内容、绘画技法，一律沿用旧风。

敦煌的文化艺术传统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西夏莫高窟和榆林窟内景。

贺兰宏佛塔藏绢本佛画《玄武大帝图》、《护法力士图》、一百零八塔出土中原风格的彩绘天官像）

西夏时代的莫高窟里，明显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却是来自藏族。

自吐蕃时代以来，藏族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不断加强。

藏传佛教也是多民族的敦煌的精神需求。

西夏君主李元昊精通藏文，便从西藏迎来葛举派密教。

焕然一新的藏密图像在敦煌石窟中一个个亮相了。

这些或是清劲俊美、妖媚动人的菩萨，或是&ldo;以恶制恶&rdo;、怪异狞狰的愤怒明王的形象，都给敦煌艺术带来新的激情。

（拜寺口西塔天宫藏绢本《乐金刚图》、木雕《乐金刚像》。

宏佛塔藏绢本《喜金刚像》。

东千佛洞第2窟观音菩萨像、供养伎乐图、站立菩萨像等）

敦煌文化的性格是，始终对外来文化保持一种好奇与兴奋，用外来的文化激素，不断创造自己，使自己永远充满诱惑。

这也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和存在方式。

不论来自哪一方‐中原也好，西藏也好，欧亚也好，北方哪个民族也好，只要一个崭新的因子投入，必然激发出一片鲜活的风景。

在西夏时代，来自中原的艺术活力，仍然源源不断注入敦煌石窟。

尤其是榆林窟。

可能在西夏时代由中原传来一些一流的粉本，或者干脆是来了几位中原画师，带来了中原的技法与中原的水准。

宋代是中原绘画的全盛期。

如今在这里看到的线描技术与造型能力在宋代画坛也堪称上品。

（榆林石窟第29窟、东千佛洞第2窟、莫高窟第97窟等）

尤其榆林三窟在风格上接近道教寺观壁画的两铺‐《文殊变》和《普贤变》。

天界诸神，无论结构还是用笔，都是老到精熟，美妙绝伦。

衣纹线条，与武宗元如出一辙。

从背景的山海树石中，可以明显看到许道宁、燕文贵、郭熙、马远等人的影子。

这样的水墨画法，在敦煌石窟中可谓史无前例。

画幅巨大，形象精致，下笔明快剀利，毫不犹疑。

纵横捭阖，随心所欲。

庄重不阿，疏朗浩大。

以壮美的山河代替浩渺的云天，显然神佛已经下临人间，这也是宋代以来，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