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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写作日期颇有提示意味。
据朔勒姆说,本雅明多次思考自杀的最早一次就是在1931年夏天。
(第二次是在第二年,当时他写了《阿格西劳斯&iddot;桑坦德》。
)本雅明把&ldo;破坏型性格&rdo;称作阿波罗式的鞭笞者,他&ldo;总是愉快地工作……所需甚少……不在乎是否被人理解……年轻而快乐……不是感到生命值得留恋,而是觉得自杀不值得引起麻烦&rdo;。
就像念一种符咒,本雅明在试图把自己土星性格中的毁灭性因素排除出去,从而不至于自我毁灭。
本雅明不仅关注他本人的破坏性。
他认为,现代有一种独特的自杀诱惑。
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中,他写道:&ldo;现代性对个人的自然创作冲动的压抑远比个人的力量强大。
如果一个人越来越感到疲惫而以死亡作为逃避,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自杀应该成为现代性的符号,这种行动带有英雄意志的印记。
……这就是现代性在激情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
&rdo;这样,自杀就被理解为英雄意志对意志失败的回答。
本雅明暗示,避免自杀的唯一途径,就是超越英雄主义,超越意志的努力。
破坏型性格不会觉得走投无路,因为&ldo;他到处看见有路可走&rdo;。
他&ldo;把自己置于交叉路口&rdo;,欢快地打碎种种障碍,把它们变成铺路石。
本雅明描绘的破坏型性格仿佛是一个思想界的奇格弗里德(译注:日耳曼人古代传说中的大力英雄),一个受到众神保护的斗志高昂、孩童般性格的野人。
但是在土星气质里,这种末日启示的悲观主义总是被调侃(反讽)所减弱。
调侃使忧郁者赋予他的孤独和非社会性态度以一种积极意义。
在《单向街》中,本雅明称赞了调侃,因为他使个人取得一种独立于社会的存在权利,并认为调侃是&ldo;全部欧洲文化成就中最欧洲式的&rdo;,而这恰恰是德国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本雅明对调侃和自我意识的兴趣,使他疏远了大部分现代德国文化。
他不喜欢瓦格纳,厌恶海德格尔,蔑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些疯狂的前卫运动,如表现主义。
本雅明就是以这样一种既充满激情又带有调侃的方式把自己放置在交叉路口。
对于他来说,使自己总是有许多可能的&ldo;位置&rdo;(position,立场,阵地)是很重要的: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美学的,共产主义的,等等。
这些位置可以相互矫正,因此他需要所有的位置。
当然,做决定时会打破这些位置之间的平衡,而犹豫不决则可以继续保持它们。
1938年本雅明最后一次见到阿多诺时告诉后者,他延迟离开法国的原因是&ldo;这里仍然有一些位置需要保卫&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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