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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实业（第12页）

到光绪甲午和日本战败，订立《马关条约》，才不得已而许之。

我国工业所受的压迫，遂更深一层，想挣扎更难了。

然中国的民智，却于甲午之后渐开，经营的能力，自亦随之而俱进。

近数十年来，新兴的工业，亦非少数，惜乎兴起之初，未有通盘计划，而任企业之家人自为战，大多数都偏于沿江沿海。

公元1937年战事起后，被破坏的，竟达70%。

这亦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然因此而（一）内地的宝藏，获得开发，交通逐渐便利。

（二）全盘的企业，可获得一整个的计划，非复枝枝节节而为之。

（三）而政治上对于实业的保障，如关税壁垒等，亦将于战后获得一条出路。

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就要看我们怎样尽力奋斗了。

商业当兴起时，和后来的情形，大不相同。

《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

到后来，文化逐渐进步，这种孤立状况，也就逐渐打破了。

然此时的商人，并非各自将本求利，乃系为其部族做交易。

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伙友，盈亏都由部族担负，商人只是替公众服务而已。

此时的生意，是很难做的。

（一）我们所要的东西，哪一方面有？哪一方面价格低廉？（二）与人交换的东西，哪一方面要？哪一方面价格高昂？都非如后世的易于知道。

（三）而重载往来，道途上且须负担危险。

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实在是很可敬佩的。

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别高。

如郑国的弦高，能却秦师，即其一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此等情形，直到东西周之世，还有留遗。

《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的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

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

开国之初，所以要带着一个商人走，乃是因为草创之际，必要的物品，难免阙乏，庚财（见第五章）、乞籴，都是不可必得的。

在这时候，就非有商人以济其穷不可了。

卫为狄灭，文公立国之后，要注意于通商（《左传》闵公二年），亦同此理。

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朋友。

然因社会组织的变迁，无形之中，却逐渐变作他们的敌人而不自知了。

因为交换的日渐繁盛，各部族旧有的经济组织，遂不复合理，逐渐遭遇破坏。

旧组织既破坏，而无新组织起而代之。

人遂不复能更受社会的保障，其作业，亦非为社会而作，于是私产制度兴起了。

在私产制度之下，各个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设法的。

然必不能物物皆自为而后用之。

要用他人所生产的东西，只有（一）掠夺和（二）交换两种方法。

掠夺之法，是不可以久的。

于是交易大盛。

然此时的交易，非复如从前行之于团体与团体之间，而是行之于团体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