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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兵制（第10页）

（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

（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

（丁）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

（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

（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

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

宋开国之时，不满二十万。

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

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

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

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

后虽稍减，仍有一百一十六万。

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

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

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伏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呢。

当时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顾虑召变而不敢裁。

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兵额减至过半。

又革去番戍之制，择要地使之屯驻，而置将以统之（以第一、第二为名，全国共九十一将）。

安石在军事上，虽然无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唯其所行民兵之制，则无甚成绩，而且有弊端。

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

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

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

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

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

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

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

民兵成绩，新党亦颇自诩（如《宋史》载章惇之言，谓“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马上艺事，往往胜诸军”

之类）。

然据《宋史》所载司马光、王岩叟的奏疏，则其（一）有名无实，以及（二）保正长巡检使等的诛求，真是暗无天日。

我们不敢说新党的话全属子虚，然这怕是少数，其大多数，一定如旧党所说的。

因为此等行政上的弊窦，随处可以发现。

民兵之制，必要的条件有二：（一）为强敌压迫于外。

如此，举国上下，才有忧勤惕厉的精神，民虽劳而不怨；（二）则行政上的监督，必须严密。

官吏及保伍之长，才不敢倚势虐民。

当时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于利。

至于伍保之法，起源甚古。

《周官》大司徒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五比为闾，使之相受。

四闾为族，使之相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