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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下（第4页）

，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

而且孟观所统领的是皇宫宿卫兵，矫捷勇悍，晋庭又下令关中士卒皆受其统领，再加上他能“身当矢石，”

经过“大战十数，皆破之”

，关中形势开始逆转。

299年，齐万年与孟观在中亭（今陕西武功西）决战，齐万年战败被俘。

齐万年起义从296年开始到299年结束，历时三年之久。

虽然比起秃发部起义的时间上来说要短，但齐万年起义发生在关中腹地，对西晋的影响要深远的多，特别是关中一带常年的动乱加饥荒使得百姓无以为生，如《晋书行志》所载：“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

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

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

所以百姓不得不大规模流向周边地区谋生，而晋庭又不能安抚，这些流民最终举起了反晋的大旗，成为灭亡西晋政权的一支主要力量。

10、徙戎论的相关问题

西晋初期的民族冲突已经十分严重，先后爆发过鲜卑秃发树机能、匈奴刘猛、匈奴郝散、郝度元、氐族齐万年等大规模民族冲突。

虽然这些事件都被晋庭以武力方式平定，但是晋庭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将民族矛盾的根源归咎于胡族的野蛮，特别是在齐万年起义之后，西晋朝野有不少人认为应该以武力方式将内迁的胡人全部驱赶至塞外，谓之“徙戎论”

。

最先提出徙戎论的应该是名将邓艾，他曾对司马师建议：“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三国志传》）由此可知，邓艾徙戎是认为羌胡不受礼义教化，而胡汉杂居，当心汉族居民受其影响而不再推崇孔孟学说的廉耻之教。

不过司马师并没有同意他的意见。

随着民族冲突的愈演愈烈，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徙戎的论调也愈加高涨，刘猛叛逃事件后，侍御史郭钦上疏晋武帝，他认为：“戎狄强犷，历古为患。

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

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山西西南）、上党（郡治今山西潞城西北，山西东南）不三日而至孟津（今洛阳北孟津县）。

北地（郡治今陕西耀县，关中平原北部）、西河（郡治今山西离石县，山西西部）、太原（郡治今山西晋阳，山西中部）、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县，关中东部）、安定（郡治今镇原县东南，甘肃东南部）、上郡（郡治今山西榆林市南，陕西北部）尽为狄庭矣。

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三郡）、三魏（魏郡）见士四万家以充之。

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郡治今河南灵宝市，河南西部）、魏郡（郡治今河北临漳县，河北中部）、京兆（郡治今陕西西安，关中中部）、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简单的说，郭钦的上疏主要有三层意思：一、西北已经为胡族占据，虽然暂时畏服，但不得不防。

二、应凭借“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

，收复两汉时期的北地、西河、安定、上郡，即陕北、河套、宁夏平原一带，并移民实边。

三、迁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诸郡的胡族于塞外。

应该说郭钦已经意识到了当时民族矛盾的深重，所以才提出这三条策略，但晋武帝并没有采用，原因我将在后文提到，但因为八王之乱后胡族纷纷起兵反晋，所以后人多认为：“郭钦驰疏，无救于妖渐。

未环星纪，坐倾都邑，黎元涂地，凶族滔天。

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

（《晋书四夷列传》）

随着齐万年起义对关中局势的影响，徙戎的论调愈加高涨，时任山阴令的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

（《晋书张统传》）。

《晋书》将《徙戎论》的原文全部载录，篇幅较长，所以本文只捡几句摘要列出。

江统认为胡族“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

可见在江统的意识里，胡族与华夏完全处于对立的阵营，并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