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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中美关系（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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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久，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便来到基辛格的办公室。

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相互寒暄了几句后，便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请给他介绍昨天中美华沙会谈的情况。

多勃雷宁看着基辛格说：“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宁：“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这时，多勃雷宁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尴尬神色，他笑了笑说：“我希望美国不要再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笑着说：

大使先生，我记得去年尼克松总统当面向你表明过，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想使苏联为难。

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能容忍互相为敌的形势发展下去，就像美国不想永久与苏联为敌一样。

我也再次说明，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不是针对苏联的。

基辛格望着多勃雷宁仍然有不大放心的神态，便转开话题说：“大使，你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多勃雷宁也只好接着基辛格的话，心不在焉地继续谈下去。

1970年2月20日，中美在美国大使馆再次举行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出使节去北京的建议。

尼克松于2月22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委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

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动”

了中国人。

叶海亚还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

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

。

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

。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他以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两国调整外交政策的产物。

60年代末期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总统，看到国际形势在战后二十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世界上出现了5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

尼克松宣布要利用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使他们彼此制约，以维持全球均衡势力，并从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尼克松特别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

，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

他1969年3月访问法国时，曾对戴高乐总统说：将来美国“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伙伴”

。

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给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更明确地说：美国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美国要用自己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

该备忘录称：

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

在中国方面，珍宝岛事件后，中国更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苏联的直接威胁，愿意改变中美长期对抗的局面，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

同时，中国时刻关心着自己民族统一大业的实现，也希望中美之间的和解能有助于台湾问题的逐步解决。

当时，由于中美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情况互不了解。

每天出现在两国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然是互相敌对的。

但周恩来却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并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同毛泽东一起，抓住这个历史性的转机，冲破障碍，推动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