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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读古书（第2页）

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国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

，（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

，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

鲁迅在借了小说对于封建礼教开火以后，一直没有停过，在《祝福》里又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

我们不能说鲁迅文章的好处是从古文中出来，但是说他攻击礼教这个意思乃是从古书中得来，即是出于古书的赐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边我们只说得消极的一面，其实在积极的一方面他也从古书得到不小的好处。

这用现代的一句话来说，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国的伟大的文化遗产，至于供给他后来在文艺研究的基础那还在其次。

在鲁迅生存着的期间，国内有着什么保存国粹的口号，最明显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国故》和吴宓胡先骕的《学衡》两次运动，但那是复古派所发动的，借了这个名称来维持旧礼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对它，觉得他们所谓国粹实在乃是些国滓国糟，因此连这个名字也有点厌恶，不愿意用了。

可是试问，国粹这物事有没有呢，我想这是有的，不过不必说得那么玄妙，只如现今所说文化遗产，就十分确当。

鲁迅读书从经书起头，于四书之外又读了八部经，可是如上文所说，这对于他大概没有什么影响。

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备查考，也不曾好好读过。

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桐城派”

自然更不必说了。

《诗经》是硬读的，因此难以发生兴趣，韵文方面他所喜爱的有一部《楚辞》，此后是陶渊明，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却并不着重，只有一部《剑南诗稿》，那大抵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也未可知。

对于“正宗”

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所走的乃是“旁门”

，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

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

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

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

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

，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

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北京大学请他教书，只是一阵东风，催他成功就是了。

鲁迅读古书还有一方面是很特别的，即是他的看佛经。

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经的，那大半是由老庄引伸，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个比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

但鲁迅却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当作书读，这原因是古代佛经多有唐以前的译本，有的文笔很好，作为六朝著作去看，也很有兴味。

他这方面所得的影响大概也颇不小，看他在一九一四年曾经捐资，托南京刻经处重刊一部《百喻经》，可以明了。

梁任公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曾说道：

“试细检藏中马鸣所著之《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

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

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眇之教理，若《华严》《涅槃》等，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

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夸张，但大体说得还对，现在借用了来作为鲁迅读佛经的说明，倒是极为适合的。

鲁迅有一个时期也很搞过“文字学”

，特别是《说文解字》，如《域外小说集》中那些文言译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里那短短的引言上。

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到了用白话写作的时候，这就全然不见，所以这里也从略了。

《读书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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