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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青年时代（第4页）

那一年轮到的不记得是哪一个祭祀，总之新年十八天要悬挂祖像，摆列祭器，让本家的人前来瞻拜。

这回办理丧事，中堂恰被占用了，只好变通一下，借用了本家的在大门西边的大书房来挂像，因为那些祭器如古铜大“五事”

—香炉烛台和两个花瓶共五件，称为五事，—和装果品和年糕粽子的锡盘，都相当值钱，容易被白日撞门贼所偷走，须要有人看守才行，这个工作便托章福庆把他的儿子运水叫来，交付给他。

鲁迅的家当然是旧式封建家庭，但旧习惯上不知怎的对于使用的工人称呼上相当客气。

章福庆因为福字犯讳，简略为章庆，伯宜公直呼他阿庆，祖母和母亲则叫老庆，小孩们统统称他庆叔，对于别家的用人也是一样，因为我还记得有过一个老工人，我们称为王富叔的。

运水来了，大家不客气的都叫他阿水，因为他年纪小，他大概比鲁迅大两三岁，可能有十五六岁吧。

鲁迅叫他阿水，他叫鲁迅“大阿官”

，这两人当时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鲁迅已在三味书屋上学，当然有了好些同窗朋友，但是不论是士人或商家出身，他们都是城里人，彼此只有泛泛的交情罢了。

运水来自乡下海边，有他独特的新奇的环境，素朴的性格，鲁迅初次遇到，给与了他很深的印象，后来在文章上时常说到，正是很当然的了。

鲁迅往安桥头外婆家去的时候，可能去过镇塘殿吃茶，到楝树下看三眼闸，或者也看过八月十八的大潮，但是海边“沙地”

上的伟大的平常的景色却没有机会看到过，这只有在运水的话里才能听见一部分。

张飞鸟与蓝背在空中飞，岸上有“鬼见怕”

和“观音掌”

等珍奇的贝壳，地上有铁叉也戳不着的猹—或是獾猪，这些与前后所见的《尔雅图》和《山海经》图岂不是也很有一种连系么。

到了庚子新年，已在七年之后，运水来拜岁留住，鲁迅还同他上“大街”

去玩了两天，留在我的旧日记上，可见到那时候还是同朋友似的相处的了。

四　祖父的故事

那年还有一件事，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便是家中出了变故，使得小孩们不得不暂时往外婆家去避难。

在要说这事件之先，我们须得先来一讲介孚公的事情。

介孚公谱名致福，后来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会试第一百九十九名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至甲戌（一八七四）年散馆，奉旨以知县用，分发四川，选得荣昌县，因亲老告近，改选江西金谿县。

介孚公的脾气生来不大好，喜欢骂人，什么人都看不起，我听他晚年怒骂，自呆皇帝（清光绪帝）昏太后（西太后）起，直骂到子侄辈。

在他壮年时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

，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补缺，而且官场上也相当有面子。

有这两种原因，他不但很是风厉，而且也有点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抚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为他所蔑视，终于顶起牛来。

但官职太小究竟抵敌不过，结果被巡抚奏参，奉旨革职改教，即是革掉了知县，改充教官，那时府学县学的教授训导，仿佛是中学校的教员。

他心里不服，凭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内阁中书，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得不到什么升迁。

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介孚公乃告假回家来。

那时电报已通，由天津乘轮船，可以直达上海，所以在“五七”

以前他同了潘姨太太和儿子伯升回到了家里。

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虽是出于意外，可是也与他的脾气有关的。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

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

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

将信送去。

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

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

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

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

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