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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8章（第2页）

汴梁有封禅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曾在此处藏身，得到一个主僧的照顾。

说太祖践祚后，对这个主僧给予优厚待遇。

主僧八十多岁时，临终对弟子们说：&ldo;吾即泽州明马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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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李自成，也有脱身为僧的传说。

这类故实，或真或假，但就人间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宁肯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

大盗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处。

无论这些大盗在起事后，有多少劣迹‐‐根据对人性的考察，他们是一定会有劣迹的，但他们最重要的功绩在于：用一种暴烈手段，向执政者的欺凌与不公说不。

传统圣贤有言：&ldo;抚我则后，虐我则仇&rdo;，安抚我们，就是我们的领袖；虐待我们，就是我们的寇仇。

这是天地不易之理。

当着两川&ldo;博买务&rdo;在&ldo;榷茶&rdo;时剥夺了茶农生存的权利，茶农们是有理由要一个说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诏》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ldo;李顺之变&rdo;后，大宋王朝给出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宋太宗下《罪己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罪己诏》颁发在张咏知益州之前。

《罪己诏》由翰林学士钱若水起草，太宗看后，亲自改动，内容多为引咎自责，语气深切。

很多材料保留了这份《罪己诏》。

文字大略为：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

念兹失德，是务责躬。

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为自己看人不明，结果导致本来应该是&ldo;亲民&rdo;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气；而那些税务官员们，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为政绩，结果是损害了百姓利益，让庶民成为叛逆。

想想这种&ldo;失德&rdo;，原因都在朕一个人身上。

我要改过，重新做起，并永远记着这个沉痛的前车之鉴！

而今而后，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两个：一个说巴蜀民变，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恶；而地方官的作恶，是由于我赵炅用人不明；另一个说我赵炅&ldo;失德&rdo;，但我会改，并以此为深刻教训。

这类《罪己诏》，是帝国秩序与圣贤教诲的双重产物。

它对认识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治理的文明运作，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

无论帝国还是酋长国，共和国还是民主国，都会犯错误，但犯错误肯认罪、认错，这个罪错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谅；如果不能认罪认错，那就恒定的是一种罪恶或错误。

圣贤有言：&ldo;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rdo;又言：&ldo;知耻近乎勇。

&rdo;又言：&ldo;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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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咏记住了太宗的《罪己诏》，在治蜀时，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这份《罪己诏》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ldo;说法&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