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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第2页）

自从9月离开国务院后，这是国务卿第一次邀请我去华盛顿。

10月，我在华盛顿待过一天，同属员交流，但那次探讨的主题仅仅涉及和苏联谈判的一般性问题，与美国对朝鲜以及远东的具体政策无关……

12月3日，星期天，上午十点我到国务院报到……我和韦伯以及另外三四个人对朝鲜战场的局势做了例行介绍，形势还不是十分明朗。

之后，韦伯跟我聊起来，起先还有两三个人在场，后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看得出来，他现在心烦意乱。

他说，军方领导人认为从朝鲜全身而退是唯一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整个地面部队的损失。

他们认为，我们大概还有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最终能否有序撤退。

如果届时决议仍然悬而未决，那么可能会发生一场大灾难，甚至全军覆没。

他说决策正在讨论之中，主要涉及我们在联合国应该持什么立场，以及对明天上午即到访的艾德礼持什么态度。

在与英国会谈之前一切都不会有定论，会谈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要与苏联直接接触，目的是最终促成朝鲜战场的停火。

他说想让我分析一下现在与苏联就该问题谈判的前景。

韦伯离开办公室时，国务卿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回家用晚餐，我说我九点钟跟朋友还有个约会，但如果他不介意我九点前就告辞的话那我很愿意去。

于是，我们就去了他家。

没有佣人帮忙，国务卿和我享用了他夫人准备的简餐。

饭前以及席间，国务卿长篇大论地谈他面临的问题。

他从客厅那幅新的肖像画说起，说画家自称对国务卿面对各种尖锐抨击时的淡定自如大加敬佩，给他画像时也力图表现出这种性格。

国务卿虽然用幽默讽刺的口吻自嘲，但明显看得出来他感触颇深。

他接着又说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有多么陌生，偶尔还会觉得好像华盛顿只有他一个人能充分体会到我们正处在何等严峻的环境之中。

星期一（12月4日）早晨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给国务卿写了一张便条：&ldo;从官方层面来讲，我只能就苏联面对各种可能性时会做出何种反应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但关于昨晚我们的讨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说出来。

国际生活，其实跟私人生活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遭遇了什么事，而是他怎样去面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正因为如此，从现在开始，重要的就是我们美国人如何去面对国家命运这一次必将遭受的失败和灾难。

如果我们能从容而高贵地接受现实，决心吸取它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么通过加倍的刻苦努力，就能变不利为有利，从头再来；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采用珍珠港事件的恢复模式，这样我们既不会丧失自信，也不会失去盟友，更不会最终失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实力。

但是，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民众和盟友隐瞒灾难的全部真相，或者允许我们自己大声咆哮、乱发脾气或者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来寻求解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就会一落千丈，陷入无法挽回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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