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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第1页）

●7月17日

尼采来找我，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忙碌、忧心忡忡。

关于如何应对苏联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我们探索出一系列尝试性方案，但我们所做的努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完全陷入了困境。

军方拒绝派人来参加讨论；我们一直沉溺于对形势的分析当中，却丝毫没考虑行动方案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国务院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尼采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联合军事规划室，将他们拉进来一起做这项工作，可是从来没有开过会讨论这种办法。

我想，这一切无外乎表明，是总统没有明确划分每个部门的责任和权力，导致执行机构的关键部门在繁乱的委员会制体系中无所作为……

今天早晨，我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关于台湾军事状况的情报评估报告，这让我坐立不安。

我担心我们不能充分、严肃地考虑这个岛屿面临的威胁，担心我们过于轻信和依赖岛上的国民党部队，默许军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处。

于是我草拟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国务院做三件事：（a）务必要让国防部门全面了解，一旦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造成后果的严重性；（b）务必要让他们明白，一旦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成功登陆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是靠不住的，因此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c）要让他们明白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误会和分歧，双方就沿海岸进行侦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为的立场是一致的……

在我看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否加入联合国没有任何差别，而且他们加入联合国并不构成我们必须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

我讨厌看到这些不应该纠缠的细枝末节被苏联人利用，成为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损害我们利益的工具。

我的意见被压下来。

杜勒斯先生[50]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做，别人会误以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做出妥协，是因为相信这样做能换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让步。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朝鲜问题上苏联不会做出任何让人满意的事情。

这就会给民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受了欺骗，鸡飞蛋打。

我意识到其中的阻力，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但是我希望历史会记录下这一天，它会成为我们执行外交政策不力从而导致损失的例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负责任，以及中国说客和国会里中国支持者的顽固干预。

下午和约翰&iddot;福斯特&iddot;杜勒斯进行了一次长谈。

他正在准备一份备忘录，敦促我们立即关注德国和日本重整军备的问题。

我对他说，我感觉警察部队很重要，它能缓和我们增强占领区实力的要求与当地人对盟军的畏惧之间的矛盾。

●7月20日

今天早晨在国务卿会议上，我提出的另一个议题是当前阶段我们的对德政策。

我指出，鉴于我们不得不在其他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导致我们投在德国和日本占领区问题上的精力和实力随时有可能大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