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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第2页）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验证，也因此决定了我们目前的处境……

我和奇普一致认为，我应该找个时机向国务卿阐明我的观点：随着冲突的不断扩大，我们完全有必要在国内动员，这样才能保障在不断扩大的远东军事对抗中，我们的大量损耗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7月1日

晨会的第一项工作是汇报一个冗长的情报简报，很明显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单独完成任务了，韩国军队已经彻底溃败，由于天气原因，空军还无法最大限度地实施空中打击……

我说在我看来是莫斯科让我们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不能以现有兵力完成我们的使命，不能帮助韩国摆脱溃败的危险，那么，除了采纳局部调动兵力的方案，我们别无选择。

我说过，我无法判断莫斯科是否意识到这是他们逼迫我们做出的抉择，对此我颇感疑惑，因为我看不出苏联对迫使我们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有任何兴趣。

不过，我希望强调一下，不管出现什么状况，我们都必须按计划完成在朝鲜的使命，如果这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那么除了动员更多力量，我们别无选择。

如果这是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我们的指挥官被告知，日本人将停止所有抵抗，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去解决九万朝鲜人、一百辆坦克和少量空中支援，以及占领三八线以南地区，他们会觉得这是个不足一提的任务。

我说，这就证明，我们能不能掌控局势，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而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

会议结束后，国务卿提议埃夫里尔&iddot;哈里曼、奇普&iddot;波伦和我随他去里斯堡（leesburg）与马歇尔将军[48]会谈。

通过电话联系陆军总部，对方安排我们和将军共进午餐。

于是我们马上动身，很快在一点左右达到总部。

将军状态很好，我们坐在树下的草坪上讨论，话题包括一周以来发生的事件，以及如今我们所处的位置。

将军专心致志地听着，一言不发，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典型状态。

听完后，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最中肯的意见。

将军说，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依据国务卿提供的极其有限的信息得出的，没有考虑所有事件的详细背景，但他指出，我们应该采取适当行动，应该善始善终，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他最大的担心是，为了照顾韩国的利益，我们可能要承担违背西欧民意的风险，西欧才是我们真正的战略重地。

我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担心，但他仍然对国防部的态度，尤其是他们与国务院之间的关系深感困扰。

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为麦克阿瑟增派兵力，现在指挥官们都犯一个通病，那就是要求的兵力总比实际需要的多，麦克阿瑟也不例外。

我们应该让他以现有的力量去完成任务，只要他想就一定能够做到。

在日本的部队出现损耗并非大碍，因为任何针对日本的海陆空协同打击行动都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我们如此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防御面前，更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