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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第2页）

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向韦伯提过。

韦伯先生说他已经跟国务卿说过此事，不过他们认为这个位置叫价太高，我恐怕买不起……

下午接待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海因德尔先生[44]，他迫切的要求和目的把我弄得简直像社会科学院院士们使用的语言一样乱了套。

星期一，我在火车上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整理海因德尔先生给我的文件，从中我读出了萦绕在社科界的挫败感，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他们自认为发明了一些新方法，帮助世界揭开了很多问题的真相，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些成果。

他们在多所大学中推动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我想这对帮助政府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是非常有益的，也是极其必要的。

但我告诉他，我很怀疑大家在这个领域做出努力的作用，就我的感觉来说，很多人做的工作都源于某一个人的想法，并且他们的影响永远也不可能比这个人更重要、更广泛。

社会科学方法也许有助于这种智慧，但绝不可能取代它或者改进它。

我问柯乐博是不是完全没料到他会面临今天这种局面，这跟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日俄战争前的形势非常相似，让人心烦意乱：那段时期记载了中国人暴力排外的民族情感，记载了日本从中国大陆被迫撤退，记载了俄国向满洲里和朝鲜的迅速渗透。

他说他同意这种类比，但如果一定要他下结论，那么他认为日本必须获得必要的资金扶持才能恢复在远东的地位，就像当年在日俄战争期间一样。

对于他的分析，我的回答是：&ldo;完全正确。

&rdo;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6月25日

浏览周末的报纸，头条上醒目地写着朝鲜进攻韩国。

看过之后，我匆忙换好衣服赶往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我发现国务卿正和一群人开会，杰瑟普、腊斯克和马修斯都在。

在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安排联合国行动的相关工作。

联合国安理会以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全体成员国不要武力支持朝鲜，而是要协助联合国努力阻止这场战争。

与会人员都在考虑美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我刚坐下不久，国务卿就开始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得不申明自己不知道刚才他们都讨论了什么，做了什么，但目前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

这比朝鲜的战争更为紧迫，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可能会给我们在远东的地位造成威胁。

会议一直开到傍晚六点一刻，国务卿起身去机场迎接总统。

国务卿连同国务院的几位高级官员，要与总统和几位高级军官共进晚餐。

我来之前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动身前往机场之后，有人告诉我，国务卿特意嘱咐希望我能参加这次聚会，但他的秘书却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不在白宫晚宴名单上，她也知道晚宴的位子是根据名单上的人数安排的，不可能再额外增加座位。

于是，我回家吃了晚饭。

当国务卿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时，我又被叫回办公室。

回想起来，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