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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上，历史比其他知识部门有一个优点：而这个问题对历史来说，不牵涉人类自由意志的实质，只牵涉这种意志在过去和一定条件下的表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历史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就像实验科学与抽象科学的关系一样。

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关于它的观念。

因此，历史不像神学、伦理学和哲学，它不存在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相结合的无法解决的奥秘。

历史考察人对生活的观念，这两种矛盾的结合已经在人对生活的观念中实现了。

每一历史事件，每一人类活动，在实际生活中都被了解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没有任何矛盾的感觉，尽管每一事件都表现出一部分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必然的。

为解决自由和必然性怎样结合以及这两个概念的实质为何物的问题，历史哲学也可以、而且应当走一条与别的科学相反的道路。

历史不宜先给自由意志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本身下定义，然后把生活现象列入那两个定义之中，历史应当以大量历史现象中归纳自由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而那些现象总是与自由和必然有关系的。

我们无论怎样考察关于许多人或者一个人的活动的观念，我们总是把这种活动理解为部分人的自由意志和部分必然性法则的产物。

无论我们所谈的是民族迁徙和野蛮人入侵，或是拿破仑三世的命令，或是某个人一个小时前从几个方向中选出一个散步的方向的这一行动，我们都看不出任何矛盾。

对我们来说，指导这些人的行动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限度是很明确的。

关于自由多寡的概念时常因我们观察现象的观点不同而各异；但是永远有共同的一面，人的每一行动，在我们看来，都是自由和必然性的一定的结合。

在我们所考察的每一行动中，我们都看出一定成份的自由和一定成份的必然性。

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在任何行动中自由愈多，必然性就愈少；必然性愈多，自由就愈少。

自由与必然性的增减关系，视考察行动时所用的观点而定；但是两者的关系总是成反比的。

一个先足落水的人，抓住另一个人，那人也要淹死了；或者，一个因为哺育婴儿而疲惫不堪的、饥饿的母亲，偷了一些食物；或者，一个养成遵守纪律习惯的人，在服役期间，遵照长官命令，杀掉一个不能自卫的人——在知道那些人所处的条件的人看来，似乎罪过比较小，也就是自由比较小，属于必然性法则的成分比较多；而在不那个人自己就要淹死、那个母亲在挨饿、那个士兵在服役等等的人看来，自由就比较多。

同样，一个人二十年前杀过人，从那以后就和平无害地生活在社会上，他的罪过似乎比较小；在二十年后来考察他的行为的人看来，他的行为似乎更属于必然性的法则范畴，而在他犯罪第二天来考察他的行动的人看来，他的行为比较自由。

同样，一个疯狂的、醉酒的、或高度紧张的人的每一行动，在知道有那种行动的人的精神状态的人看来，似乎自由比较少，必然性比较多；而在不知道的人看来，就似乎自由比较多，必然性比较少。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自由的概念随着考察行动时所持的观点而增减，必然的概念也相应地或增或减。

因此，必然性的成分愈多，自由观念的成分就愈少。

反之亦然。

宗教、人类常识、法学和历史本身，都同样了解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关于自由和必然性观念的增减，一无例外地取决于以下三类根据：

一、完成行为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他与时间的关系，

三、他与引起行动的原因的关系。

一、第一类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地认识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多或少地明了每个人在与他同时并存的一切事物的关系中所占的一定的地位。

由这类根据可以看出，一个将要淹死的人比一个站在干地上的人更不自由，更多属于必然性；还可以看出，一个在人烟稠密的地区与别人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行动，一个受家庭、职务、企业束缚的人的行动，比一个离群索居的人的行动，无疑地更不自由，更多地属于必然性。

如果我们只观察一个人，不管他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我们就觉得他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要看到他与周围一切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到他与不论何种事物的联系——与他说话的人、与他所读的书、与他所从事的劳动，以至与他周围的空气，与照在他周围的东西上的光线的联系，我们就看出，每件东西对他都有影响，至少支配他的行动的某一方面。

于是，我们愈多地看到这些影响，关于他的自由的观念就越减弱，关于他受必然性支配的观念就越增强。

二、第二类根据是，人们或多或少地看出人与世界在时间上的关系，或多或少地明了那个人的行动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