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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掀起改革高潮（第2页）

1993年，在顺德方面的主动要求下，省委书记谢非决定把顺德列为综合改革试点市，“中央可以拿一个广东一个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敢拿一个县来试点呢?”

在当时，姓“社”

姓“资”

之争的意识形态硝烟还未散尽，一场“公有私有”

之间的二次革命又在顺德不事张扬地展开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是大名鼎鼎的顺德糖厂，与当时珠江冰箱厂那种草台班子起家的乡镇企业不同，糖厂有着深厚辉煌的历史。

1934年，当时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以“振兴地方实业和工业救国”

的名义，拿出向捷克购买军火的部分资金来筹建顺德糖厂。

一年后，从捷克运回的整条制糖生产线正式投产。

作为国内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企业，顺德糖厂历经不同时代的改造，生产能力长期居全国同行之首，行内尊称为“中国甘蔗制糖之父”

，成为民族制造业的一面旗帜。

多年来，糖厂是广东最著名的国企之一，业绩骄人，税利曾一度占到顺德财政收入的40％。

然而世事如棋，一向被看作甜蜜象征的食糖，当时却逐渐被视为健康之大敌，随着食糖市场的不断萎缩，从前被寄寓着南方诗意的甘蔗也被种蔗农民无情地抛弃。

尽管政府在不断提高糖蔗的收购价，从1991年起，顺德的甘蔗产量仍以每年递减80％以上的速度下滑。

到1996年，顺德的甘蔗产量只有几千吨，以顺德糖厂6000吨的日处理能力，还不够开工两天。

制糖业一下成了夕阳行业。

尽管外有压力，但是内无动力。

老牌国企里面，自有一套与计划经济相应的沉冗繁琐的办事程序。

1985年至1990年，糖厂历任制炼车间技术员和厂长助理的张绪跃说：

工厂要办什么事程序太复杂，层层报告，从地方到中央要盖几十个公章才批下来，等到批下来，那件事已经没法做了。

厂里的领导，都是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干好了，未必仕途就此得意，万一上个项目失败了，搞不好会通报批评，丢官弃职。

张绪跃回忆道，他曾经从美国访问回来带了几个项目，但是当时的厂领导在大会上说：“我们厂不要去干那些项目，干那些项目要冒风险，糖是我们的老行当，我就一辈子干糖。”

20世纪90年代初期，顺德糖厂在免税的情况下，还要政府每年补贴3000多万元来维持运转。

到1993年，不得不宣布正式停产。

在政府采取种种优化、合并措施都不但徒劳、反而激发重重人事矛盾之后，厂里2000多员工为了保住口粮，只能杀鸡取卵变卖设备。

从运输船到卡车再到生产线上的输送皮带，能卖的都卖了。

与此同时，厂部则大量遣散人员，到1993年下半年，厂里的余下员工已经不足千人，这些人整天聚在厂内策划上访。

就这样，顺德糖厂理所当然地被政府看作是改革试点的最佳目标，已经调到顺德德胜电厂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3年多的张绪跃临危受命。

市长冯润胜对张绪跃的期待是“5年之内，能给职工发工资，养住他们，别闹事”

。

张绪跃则向冯润胜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负责，这里的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由我做出。

第二，要把大家都拴起来，大家都绑到一条船上。

做好了大家都有好处；做坏了，我们大家一起捆着石头下河，最多我捆着石头走前面。

张绪跃满心希望重生的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说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民都没有”

，但改革启动仍需尽力避开“资本主义”

的讥讽。

为了改变糖厂的国企性质，不能直接把糖厂卖给个人，顺德市委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以职工内部持股的方式组建一个公司，再用公司的名义集体租赁顺德糖厂。

张绪跃和陈用志颇费思量地把他们的改革首次命名为“转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