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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1页）

面对着国内不断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日趋紧迫的国际事态，身为地球上这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领袖的罗斯福即令再圆通多谋，也不得不为每一个步骤而殚精竭智，为每一个细节而权衡再三，然后在比较丶试探丶选择丶取舍中谨慎地靠近既定的大体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或制约着罗斯福的行为：一是内政问题与外交问题的互动关系。

作为操纵杆和平衡器的首脑必须统筹全局，在调节重心时不能顾此失彼或发生振荡。

二是国内舆情和民心向背。

美国的三权分立和制衡制度决定了许多权限（尤其是外交方面）不在总统和政府部门。

总统必须充分地考虑舆情和民心，不能背离得太远而一味追求某种理想主义。

这是一种复杂多变的无形束缚，罗斯福长期像害怕冷水一样怕给自己贴上某种不变的标签，正是为适应这种束缚而预先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些变通的馀地。

同时，如果要基于某种理念而谋求有所作为的话，他必须等待。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施用包括个人魅力在内的各种手段对公众和国会进行开导丶教育以及其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是总统个人的行事风格丶领导艺术和工作习惯。

罗斯福总统在其第二届任期的中后阶段，其所作所为更加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三方面因素那无时不在的影响力。

从绥靖到遏制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的布鲁塞尔会议之后，美国的远东外交中出现了新的因素——罗斯福总统在总体上没有放弃绥靖政策的条件下，开始并逐渐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的威慑丶反击或遏制手段。

这种政策的调整或转变是以渐进方式而缓慢地得以实现的。

这使得１９３８年之后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大体概貌上有别于此前的５年，或者说呈示出一种由单纯的绥靖过渡向遏制的中间状态，一种此消彼长的渐进的特徵。

具体而言，现实主义的（或实用主义的）罗斯福逐步调校了他对于远东局势的视角，进而调整政策以适应因发展着的中日战争而变化了的大形势。

因为毕竟一个独立完整的弊端丛生的中国，总要比一个沦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中国要好。

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１年，罗斯福实际上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小径上：一方面他仍然全力避免或推迟同日本的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则尽其有限度的能量来支持中国的抗战。

这两方面显然存在着抵牾之处。

事实上，这种矛盾从一开始就冲淡或部分消解了罗斯福在这两方面的努力的效果。

这种矛盾最终被珍珠港事件解决了。

自那之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就被织进同盟军的军事战略与总统关于战后世界的总体考虑之中了，对日政策则简化为战场上的行动。

引起并促成这种政策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远东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看法开始转变。

认为这场冲突不能再被看作中日两国间事件，必须看到它对美国利益和世界政治均势的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