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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6页）

字作了恰当的解释：“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

换言之，是三江源区河曲一带的古羌人接纳并融合了三苗，使之成为羌族的一部分；而三苗的西迁也为河曲古代羌人注入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的活力，是两个民族两种不同文化，在三江源最早的接触与碰撞，乃至血液的交融。

追思我们的祖先还不能不说到禹，《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

顾颉刚先生在《九州之戎与戎禹》（《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说：“禹稷伯夷者，向所视为创造华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讨之结果，乃无一不出于戎。”

“禹之来由，虽不可详，而有兴于西戎之说。

……甚疑禹本为羌族传说中的人物，羌为西戎，是以古有戎禹之称。”

大禹治水，是一幅恢宏的历史图卷，导川凿石，以疏代坝，“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讷”

（《史记夏本纪》积石即积石山，颜师古谓：“积石山在金城河关县西南羌中。”

地处今青海、甘肃接壤处。

河既安澜，三苗得以安身，《禹贡》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大禹治水，所带领的是一支羌人的水利大军，历尽艰险东进中原，终成治水大业。

一部分羌人因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而得封地成为姜姓之国，“姜”

与“羌”

在古代文字中为同一字。

姜姓，在夏商周三代时，成为一个显赫的大姓，尤以姜太公子牙的齐国，无论国势还是军力，都是诸侯国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国。

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炎帝为姜姓，炎帝出于羌，与炎帝一母同胞的黄帝与羌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而姜姓之民很可能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耕的一支，后来炎帝的姜姓部落与黄帝的姬姓部落逐渐东移，教民耕种，尝百草，耒耜耕耨，成为农耕文明的先祖。

炎黄子孙，血脉相通，五谷杂粮，传承至今。

当姜姓的一支羌人在中原春种秋收开始农耕时，三江源乃至河湟地区及整个青藏高原上的先人，还在游牧的草原与山野之间自由流浪，或者以简单的采集农业为生。

按照固有的说法，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整体而言是分阶段的，但千万不要据此认定，后来发生的便是先进的；或者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可以用优劣来判断不同地域发生的农耕与游牧文化。

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察队在贵南县拉乙亥乡今龙羊峡水库淹没区，发现了六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类型的遗存，其中一处出土文物1489件，其中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装饰品2件。

石器的加工技术除直接与间接打击法，还出现了琢修技术，后者说明拉乙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

石器中用以加工谷物的研磨器，除了证实采集农业的出现外，也说明我们的先人对食物的加工开始走向精细。

骨针的尖端锐利，有针眼，人们已经开始用兽皮缝制衣服。

在遗址中共发现30多处灶炕遗存，根据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判定，环颈雉、鼠兔、沙鼠、羊、狐狸、喜马拉雅旱獭是主要的捕食对象。

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期。

大约1000年以后，光彩夺目、地域辽阔的马家窑文化出现，青海境内到1990年为止已经发掘登记在册的就有917处。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尤以精美彩陶著称于世。

质地有泥质红陶、夹砂陶，制法为泥条盘筑法，烧制时能控制火候达1000摄氏度左右。

仅乐都县柳湾墓地一处出土各种陶器，竟达13000余件，其中半数以上为彩陶。

这些陶器器形规整，彩绘图案构图美妙，纹饰繁富，有平行条纹、圆点纹、弧边三角纹、波浪纹等。

马家窑彩陶的主题纹饰则是水波纹、圆点纹和连续的3形构成的漩涡状带纹，另外还有网状纹、菱形纹和回纹。

大处简洁粗旷，小处细致人微。

考古的深人就是对历史追问的深人。

首先是陶器本身，它不同于岩画、洞窟艺术等史前艺术，它已经不是随心所欲的即兴的发挥与创造了，它与我们祖先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从考古学中的一层一层文化层出发，关于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态，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文化是器物的，文化是生存和劳作的外延，文化常常以废墟的方式被埋没，而器物是时间之矢留下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唯一的信物。

面对那些出土的彩陶，后人震撼之余无不感叹：多么伟大的史前艺术！

然而，古代羌人生活在青藏高原以及三江源区的那个已经显得十分遥远的年代里，陶器的制造只是为了生活，它很可能产生于我们先祖的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们取水用的泥做的器具不经意间掉进了熊熊燃烧的篝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