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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中医的问题（第3页）

“朕不信甚么中医各派能‘独善专精’，治得好就是治得好，治不好就是治不好，硬是为了一个病的不同治疗方法分出几个‘门派’来，那叫条理不清，更何况，中医多的是一样的病用不同的药也治不好的例子。”

“譬如高拱晚年中风，临终之时有旧友前去探望，只见高拱半身不遂，舌蹇不语，口歪眼斜，连嘴角都是止不住流出的涎水。”

“死前想同旧友以笔代言，却是两手发颤得连笔都拿不住，最后只在纸上描摹了一个‘淡’字，可谓尊严全无。”

“可遍翻古籍，提及‘卒中’一病的医书却不在少数，《素问》、《伤寒》、《金匮》中皆有此记载，治中风的现成方药更是历历可数。”

“朕听闻高拱自幼聪颖，‘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在家乡初得病时，还能执笔完成四卷《病榻遗言》，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对医道全无研究。”

“可为何机慧如晚年之高拱，都无法通过钻研医门典籍而自治其病？为何中医方药俯拾皆是，却换不来高拱临终时最后的体面？”

张诚低着头道，

“奴婢以为，这医道之学，不单拘于古籍方药，那针灸推拿、望闻问切，每一样都博大精深呢。”

朱翊钧摆手道，

“针灸把脉究竟有无作用，严嵩父子早已定论。”

“朕前读古籍，见唐人王焘于《外台秘要》中对明堂灸法多有载录，其中有一项，便是专治绿翳青盲的‘金针拨障术’，说是有瞳神乾缺者，便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则豁然开去而见白日。”

“无独有偶，孙思邈所著的《银海精微》与北宋王怀隐所撰的《太平圣惠方》中亦对此‘金针拨障’之法有所记载。”

“可昔年严嵩权倾天下，家中财产富可敌国，就连世宗皇帝拨给先帝裕王府的岁赐他都有胆子扣下三年不发，为何遍寻大明，都找不出一位良医能为爱子严世蕃施用金针拨障之术？”

“而严世蕃升任工部右侍郎、入值内阁代其父票拟之时，尚不到四十岁，这针灸之法再如何凶猛，总不能连一个正当壮年，且终年锦衣玉食之人都治不好罢？”

“再进一步说，严世蕃升任工部左侍郎是嘉靖三十三年，李时珍被楚王府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是嘉靖三十五年。”

“也就是说，李时珍在宫中任太医时，正好是严嵩父子盛势之时，倘或李时珍当真能妙手回春，那为何严嵩父子不去寻李时珍来施金针、医眼疾呢？”

“因此朕敢推测，这中医中的针灸治病之说，纯属子虚乌有，朕不信这天下良医都对严嵩父子嫉恶如仇，倘或严嵩父子果真能教天下人对其同仇敌忾，他们父子又如何能在世宗皇帝身边获宠近三十年呢？”

张诚嗫嚅着道，

“针灸或许是假，可脉象经络却是有据可查的，到处医书上都有穴位器官图，难道这也能作假不成？”

朱翊钧大笑道，

“朕只知道，当年世宗皇帝在时，这大明天下没有哪个医官敢在严世蕃的面门穴位上刺上一针，难不成，是因着这位‘小阁老’生来就缺经少脉，这才平白瞎了一只眼吗？”

“倘或奇经八脉、五脏六腑都是真的，那往后这九边的鞑子抓到了汉人，一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砍下汉人的一双手，让咱们从此把不成脉、诊不出病，活活将人耗死。”

“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朕也没见哪一支强军是靠砍人双手取人性命的，可见这一套确是只在医道间通，战场上真正性命交关之处是不通的。”

张诚沉默片刻，不禁问道，

“若是针灸把脉皆是欺妄之术，我中原子民绵延至今，如何能存活至四万万人呢？”

朱翊钧温和地笑道，

“乌斯藏的松赞干布信藏医，能成功求得文成公主下嫁；草原上的孛儿只斤氏信蒙医，却能征善战一统九州；建州女真对中医、藏医、蒙医一概不信，偏偏就出了个努尔哈齐。”

“更别提这远洋海外的倭人、天竺人、吕宋人、天方人、朝鲜人、佛郎机人、撒克逊人，他们都不用中医，如何就能绵延至今、建邦立国呢？”

张诚道，

“可这中医之术是乃我中国上古传统之一，皇爷如何能用寥寥几语，就将其否定得一无是处呢？”

朱翊钧笑了起来，他知道这时候的张诚并不是在卖蠢，不卖蠢的聪明人教他看得舒心，

“医术的好坏在于到底能否治病救人，不是写了几本书、治了几篇经，如果这大明的中医一定要从‘传统’的角度来评价，那它同元曲杂剧、同洋人的罗马圣经又有甚么分别呢？”

“依朕看呐，这中医就同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它看不见、摸不着，想要按照古书复制一回，也怎么都制造不出来，现在的人谁也说不上它的实际好处，仅凭着古籍里的几行记载就能以假乱真，令天下人皆不敢疑其弊，那这和当年的严嵩父子又有甚么两样？”

“我大明是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天朝上国，而不是穷兵黩武、摇摇欲坠的古汉国，以我大明今日之盛势，难道竟还要朕坚持用一样根本不存在的‘传统’来证明国家之伟大吗？”

这下张诚确确实实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少顷，还是朱翊钧笑着唤了他一声，道，

“行了，朕都下口谕了，贵妃难道还能怕朕害了四哥儿不成？一会儿你就去让乳母把四哥儿抱到前头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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