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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第2页）

与我同辈的孩子按大排行来排一共十四个，十四个孩子均按&ldo;广&rdo;字相排，取名也很有讲究。

我与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大约相差了三十多岁，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己经六十多岁了，六十多岁的父亲可以说是个很老的老阿玛了，理所当然便对我多了几分惯纵和宠爱。

在叶家的女孩子中，有小名的只有我一个，我被全家人叫做&ldo;王八丫丫&rdo;，据说王八的性情是很倔强的，它一旦咬上了什么，绝不会撒嘴，我之所以与王八相连，被冠以王八称号，脾气秉性大概多与此物相近。

我的小名在较我大几十岁的哥哥姐姐们中问广为流传，一直叫到今天，我的孩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我在娘家还被人称为王八丫丫。

儿时是戏谑，是喜爱，到了今天，便成了亲情，成了对过去岁月不可追溯的吊唁。

三哥在临终时，挣扎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深情地说，丫丫，你是我从小抱大的啊!

听着这一声声呼唤，只让人动情。

小时候父亲到哪儿去，参加什么活动，都爱带着我，别人说我是他孙女，这话我很不爱听，我父亲也不爱听。

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的哥哥姐姐们大相径庭，这与我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

后来叶家子女中只有我从事文学创作，用他们的话说是属&ldo;不入流&rdo;的职业，这大约也是我的性情所致了。

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家到了我这儿己经压根儿谈不上什么规矩了，所以我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了极没出息的&ldo;不伦不类&rdo;。

1968年我走出北京，来到陕西，这使我有了与京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再后来我到国外去留学，那完全陌生的领域又使我与中国文化彻底拉开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这些无异于给我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

90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当然，这之中更大的是我个人观念的改变。

1994年我成了&ldo;待业中年&rdo;，这与我不受羁绊、桀骜狂猖的性情有关，看似是被人推上了绝路，其实不啻是另一种生机的转折。

承陕西作家陈忠实及省委宣传部孙豹隐的推荐，承贾平凹等大力支持，我被调入了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我至今感念文联的知遇之恩，感念我这些可贵的文学朋友们，‐‐当然我也感念那些扇我一巴掌又将我踹出大门的人。

生活的色彩是丰富的。

也就是调入文联以后，创作才有了起色，如树上的果子一样，人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我写作的一些作品开始受到了读者的关注，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这似乎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应该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我们的文学处在一个创作空前自由、心灵非常舒展、文艺的路子越走越宽的时代。

西安市文联和市里的领导不止一次对我说：叶广芩你什么心也不要操，你就塌塌实实地写你的小说，争取拿出好作品来!

我为这种理解和支持而感动。

我同样为我所处的时代而感动。

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

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因文化所圈起的一切，终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

这是我写《采桑子》的初衷。

我力图将对文化、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怀纳入这种初衷，纳入一种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

这其中，我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以及北京东城那座大宅院所赋予我的一切，同影响我们的这个时代一样是不可回避的，它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我的作品。

这些不能不说的生活体验和感情积累，是我在以后才有的新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思考大概和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我的亲人们已经完全不同，有了很大差异。

我是在写北京，写浸润北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事情，但我已不属于北京，至少我的心态己不属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