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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2页）

他们当然也意识不到市场经济的自由本性是专制和集权的死敌，但却对工商业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敌视。

比方说，后来明代江南商人沈万三出巨资赞助朱元璋修城墙，并表示愿意搞赏军队，却招致杀身之祸（后改为流放），便是证明。

正是出于这种忌恨和敌视，&ot;重农抑商&ot;的呼声在帝国的历史上不绝于耳，而且从来就是主流意识。

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ot;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ot;，名为充实国都（内实京师），实则进行监控（外销jian滑），后来又将商人发配去修长城、戍五岭（《史记&iddot;秦始皇本纪》）。

汉则甫一建立，便实行抑商政策，下令&ot;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ot;，并规定&ot;市井子孙不得为吏&ot;。

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更确定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

此后历朝历代在具体政策方面虽略有变更和松动，但对民间资本和财力社会的忌恨和敌视却不曾稍减。

这种忌恨和敌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想当年，秦的崛起、强大和一统天下，便曾得益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如乌氏倮（o三声）、寡妇清、吕不韦）；而商人势力之大，也足以&ot;建国立君&ot;，左右朝局。

这就不能不防了。

因为可以把你扶上马的，也能够把你拉下马。

对那些出生人死血战疆场的开国元勋，尚且要&ot;兔死狗烹，鸟尽弓藏&ot;，何况商人？对担负着保卫帝国和王室重任的武装力量，尚且要严加控制，何况商业？事实证明，对民营工商业的遏制和打压，确实维护了帝国的生存，却使我们民族在进入近现代社会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帝国陷人王朝更替的轮回之中。

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汉武帝和他的先辈们在打击民间资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解除民间武装。

山东豪侠？？？氏和周庸就是被景帝剿灭的，中原豪侠郭解则为武帝所灭。

这同样并不奇怪。

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而权力社会是从武力社会过渡而来的。

因此武力在权力社会中也必定受到制约，而且其制约较财力为尤甚。

因为建立和巩固政权，无非靠三样东西――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

这三样东西，都必须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里。

何况&ot;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ot;（《韩非子&iddot;五蠢》），私人武装和民间思想向来就同为专制与集权之大忌。

如果只是街头斗殴小打小闹，问题还不大。

如果居然成了一支武装力量，则必被剿灭，比如宋江和方腊。

就连那些独往独来的侠客，也是官方的眼中钉。

不是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消灭，就是要千方百计将他们收编，就像《七侠五义》里面写的那样。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当天下大乱流寇横行，或者外敌人侵防线崩溃时，允许各村各户村自为战人自为战。

不过，那往往也是旧的社会结构解体，新的权力集团诞生的时候。

这时，社会将暂时退回野蛮社会或准野蛮社会的无序状态，各种各样政治的经济的势力和集团，都会凭借武力来争夺最高权力。

逐鹿中原的结果，是最高绝对权力落入某一集团手中。

这时，这个集团就会重新出来制约民间资本和武装，重新将财力和武力纳入权力社会的体系之中。

武帝时代正是帝国蒸蒸日上之时，岂容民间武力成了气候？自然要将其与割据的诸侯一并消灭。

只不过，诸侯都是皇亲国戚，最好&ot;推恩&ot;（即下令各王国和侯国将土地再分给自己的子孙，最后每个人只有一小块地盘，力量也就削弱，故名为施德，实为分国）；游侠不过泼妇刁民，则不妨大开杀戒。

汉武帝打击了民间资本，解除了民间武装，现在他要来对付民间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