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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3页）

现在我看着窗外的校园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毕业生，能不能依然把这个院子当作他们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样给他们足够的温暖和关爱?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至少有一个参考坐标。

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平反后，并没有惩罚那些当初批斗他们的教师，彼此之间虽有芥蒂却并无对峙。

但是，这个参考坐标似乎不适用文革中的造反派，这不公平。

今天，我做了院长，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但我知道，一个人在文革中如果参加过造反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说过一些过火的话，现在连做一个副科长都不可能，尽管事情已经整整过去二十年。

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份检举信，便立即奏效，连已经通过的任命也要否定。

在斗争欲望、防范意识、忌妒心理都超浓度积聚的土地上，这样的检举处处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揣测、想象、夸张、推理、诬陷、诽谤。

可庆幸的是，我的同事们对此有一些基本共识。

善良的何添发书记在文革中也和我们一起与造反派抗争，不久前有人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一看，是当年学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

两个昔日对手，今日四目相对。

侯先生问：&ldo;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想申请一份毕业证书，也能申请到吗?现在找工作需要。

&rdo;

何添发书记一笑，说：&ldo;为什么要申请?我替你留着呢，只是找不到你。

&rdo;说着，转身就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侯先生的毕业证书，用双手郑重递给他，并与他握手。

侯先生不断感谢。

我知道这事后当面赞扬何添发书记：&ldo;你把造反派司令的毕业证书放在手边，时时准备补给，这事很有象征意义。

这是一段历史的&lso;毕业&rso;，而我们是颁发者。

&rdo;

一次我去广西讲学，报告结束前有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提出几个水平很高的学术问题，我作了回答。

主持者告诉我，他是该省顶级的美术设计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只是一直有人揭发他做过造反派头头，因此无法提级、重用。

我问了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是他，我居然没有认出来。

当夜，我就找了该省文化厅的周厅长说了一番话。

我说：&ldo;他做过造反派常委，我当时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缘相识，但今天却要以学院院长的身份郑重证明，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而且早早地贴出声明退出了造反派。

他年岁比我大，已经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了，惩罚了那么多年，够可以了。

别再听那些没心肠的揭发者。

&rdo;周厅长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