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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我家大大小小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薪水过活，他被关押后造反派发给的生活费是人民币二十六元。

为什么是二十六元，至今没有想明白，但天底下没有另一个数字被我那样小心翼翼地捧持过。

八口人，三十天，二十六元，我作为全家的大儿子，每个月都要无数遍地摆弄这道无法做完的数学题。

这时我所在的学院也被造反派掌权了，老是批判我们这批抵制过他们的所谓&ldo;保守派&rdo;，而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

后来幸亏初中刚毕业的大弟弟懂事，小小年纪出海捕鱼，全家才勉强活了下来。

祖母要我写信给在安徽蚌埠工作的叔叔，告诉他上海全家实情，让他快快来接济。

那天她向我布置完任务，又转身面对毛泽东的画像说了几句话，希望他看在同姓同龄的份上，帮帮余家。

这种走到绝路上的轻声祈求，在我们老家叫&ldo;谶唤&rdo;。

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

那天，我一踏进家门就见到祖母堵在门口，急急地说：&ldo;你叔叔生胃病死在安徽，我和你妈妈已经把骨灰捧回来了。

&rdo;说完，她居然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然后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五雷轰顶般的消息。

白发凌乱的她，在这个星期里已经亲自到安徽把自己最小的儿子的骨灰捧回来了!她一辈子不会说谎，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的小动作证明胃病之类是假话。

她没有眼泪，眼光很定，又很虚。

过后妈妈给我说了实话。

只因当时一切自杀都算是&ldo;自绝于人民&rdo;的反革命，祖母怕连累全家，只能胡编，也不让我们去。

我问妈妈，叔叔为何自杀，妈妈说，他以前经常为周围的年轻人讲解《红楼梦》，文革一来就算&ldo;放毒&rdo;，争辩几句成了不知忏悔，押在垃圾车上游街。

叔叔哪里受得了这般羞辱，回家就用刮胡须的刀片割脉，抢救过两次，直到第三次终于完成了他的抗议，单位才来通知。

什么时候我会专门写写我的这位叫余志士的叔叔。

玉树临风般的温雅书生，我从少年时代起全部课外书籍的提供者，第一次让我知道鲁迅是谁的人，居然为了一部《红楼梦》，三次割脉。

如此宁静的刚烈，使我立即领悟了文化与生命的关系。

我在最寒冷的一天把祖母从安徽抱回来的骨灰再抱到上海古北公墓安置，然后肃立半晌，用眼泪向大地发誓。

二十五年以后，我和妻子特意在安徽制作黄梅戏《红楼梦》，全剧最后一场宝玉出走前哭灵，妻子在演唱我写的那些唱词时，膝盖跪得鲜血淋漓，还把手掌、手指都捶拍肿了，她心里想的是：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

当时，我最担忧的是祖母。

她自称只剩下最后两个儿子现在却一个自杀、一个被关。

我觉得应该让她回到浙江老家，那间她初嫁到余家时便入住的老屋，也许只有那个出发的码头，才能听懂她的叹息。

家乡已经没有人照顾这位古稀老人，这在乱世不算什么，最现实的问题是我无力筹措让她回乡的路费。

因此，听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要一辈子到农村劳动，我就急迫得恨不能明天就下去，试图用一个孙子的体力为祖母挣一点路费，就当我背她回家了。

一九六八年冬天终于到了一个军垦农场，我的劳动劲头把很多同学吓了一跳，月终获得四十三元酬劳，立即邮寄三十五元给家里，祖母就回乡了。

我们那个农场劳动的艰苦程度，竟然使得不止一个年轻人因实在熬不过而自杀，但我不会自杀，因为背后还有一个饥饿的家。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主权，各个学校复课，我回到上海编过一阵教材，后来听到有批邓的风声，造反势力重新抬头，我也就称病回乡，隐居在一座山上，没有回到祖母身边，怕彼此不能互相照顾。

直到&ldo;四人帮&rdo;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先回到上海，然后再把祖母接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