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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没等到考试发榜,战火燃起,皇帝命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前去抗金平匪。
柳梦梅冒着战火找到了&ldo;岳父大人&rdo;,告诉他杜丽娘已经复生。
但杜宝哪里肯信,竟把柳梦梅当作一个盗墓贼给抓了起来。
后来,杜宝发现,被自己关押的柳梦梅竟是新发布的新科状元,当然只得释放;但他仍然不能相信女儿已经复活,更不能承认柳梦梅与女儿的婚姻。
直到皇帝降旨,他纔勉强首肯。
《牡丹亭》的情节,奇异到了怪诞的地步。
你看杜丽娘,也不是有过两小无猜的爱侣,也不是有过一见钟情的际遇,只是游了一次园,做了一个梦,就恹恹而死。
梦中之人果有,死后尚能复生,这就更奇特了。
后代的人们有理由疑惑:这样大胆的艺术措置,能够取信于人吗?戏剧领域的任何艺术创造都在睽睽众目的逼视之下,一点细小的失真常常成为人们长年讥笑的话柄,像《牡丹亭》这样的怪诞,能在剧坛容身吗?
历史证明,它不仅受到人们充分的信任,而且还以巨大的力量震撼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
伟大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林黛玉只是隔墙听了几句《牡丹亭》的曲调,就已经&ldo;如醉如痴,站立不住&rdo;。
曹雪芹把贾宝玉、林黛玉争读《西厢记》和林黛玉聆听《牡丹亭》写在同一回目中,浓浓地渲染了这两部戏剧作品对于他笔下的主人公的陶铸和感应,这就证明了他的杰出创作对于王实甫和汤显祖的继承;同时,作为一个严格的写实主义大师,他的这种描绘本身也反映了《西厢记》和《牡丹亭》在清代社会中的传播程度和接受情况。
其实,就在汤显祖写出《牡丹亭》之后并不太久,已有大量的青年以自己追求自由的内心与它产生了共鸣。
明代末年可怜的妇女冯小青所写的这首诗,是几乎所有研究《牡丹亭》的人都喜欢提及的: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
人间更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
任何虚假的艺术都不可能引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共鸣的。
比汤显祖晚一辈的文学家张岱(汤显祖去世时张岱二十岁)较早地在理论上涉及了这一问题。
他在给当时的一个戏剧家袁于令写信时,曾不客气地指出袁于令新创作的一个传奇剧本陷入了一种在当时很流行的剧坛通病之中,这种通病被他概括为:
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装。
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
……于开场一出,便欲异人,乃装神扮鬼,作怪与妖,一番热闹之后,及至正生冲场,引子稍长,便觉可厌矣。
张岱所不满意的&ldo;怪幻&rdo;、&ldo;出奇&rdo;、&ldo;装神扮鬼&rdo;,是否与当时传世不久的《牡丹亭》有什么关系呢?不。
张岱紧接着下去便说,戏剧作品可以&ldo;热闹&rdo;,也可以&ldo;出奇&rdo;,但必须&ldo;是情理所有&rdo;。
他认为,《琵琶记》、《西厢记》是不&ldo;出奇&rdo;而合乎情理的,因而如&ldo;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rdo;;既&ldo;出奇&rdo;而又合乎情理,就艰难得多了,他认为处理好这两者关系的典范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他指出,汤显祖在写《紫钗记》的时候在这方面&ldo;尚多痕迹&rdo;,而《牡丹亭》则&ldo;灵奇高妙,已到极处&rdo;。
再往后,待到创作《南柯记》和《邯郸记》,又逊色了。
总之,张岱充分肯定了《牡丹亭》在基本情理上的必然性和真实性。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奇幻无比的《牡丹亭》中看到一种强悍而热切的情感逻辑,并在这种情感逻辑背后,看到一种使它产生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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