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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宋金元的兴亡（第12页）

历代承平数世，垦田和岁人的数目，都要增加的，独有明朝，则反而减少（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天下垦田8507623顷68亩。

弘治十五年，即公元1502年，反只4228058顷）。

于是有丈量之议，起于世宗时。

然实行的不过几处，神宗时，张居正当国，才令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以三年毕事。

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小民无处粮”

，赋税之制，总算略一整顿（但是明初量地的弓，本有大小之不同。

这一次，州县要求田多，都用小弓丈量，人民亦受些小害）。

其役法，则弄得名存实亡而后已。

按力役之法，本来不大合理。

与其课以力役，自不如课以一种赋税，而官自募役之为得当。

但自唐宋以来，除王荆公外，总不能爽爽快快，竟行募役。

而到后来，辗转变迁，总必仍出于雇役而后已，这也可见事势之所趋，不容违逆的了。

明初的役法，本来是银差力差（银差即雇役），各从其便的。

当时法令甚严，“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至流徙”

。

所以役法还算宽平。

后来法令日弛，役名日繁，人民苦累不堪。

于是有“专论丁粮”

之议。

英宗正统初，佥事夏时，行之于江西，役法稍平。

神宗以后，又行“一条鞭”

之法。

总计一州县中，人民应出的租税和应服徭役的代价，一概均摊之于田亩，征收银两。

而一切差役，都由官自募。

这便竟是普加一次田赋，而豁免差役了。

主张田税和差役，不可并为一谈的人，不过说“徭役应当由富人负担的，有田的人，未必就是富人。

所以力役的轻重，应当调查人户的贫富另定”

。

然而贫富的调查，决难得实，徒然因此生出许多扰累来。

倘然征税能别有公平之法，不必尽加之于田亩，自然是很好的事情。

若其不然，则与其另行调查人户的贫富，以定力役，还毋宁多征些田税而免除力役，让有田的负担偏重一点，因为倘使不然，徒然弄得农民的受害更甚。

鱼鳞册和黄册是一种良法，一条鞭则出于事势之自然，所以都为清代所遵循。

清朝户口之法，其初系五年一编审。

州县造册申府，府申司，司申督抚，督抚以达于部。

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

十户为一甲。

甲系以户，户系以丁（民年六十以上“开除”

，十六以上“添注”

）。

计丁出赋，以代力役，都和明制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