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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道。
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
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
,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
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不烦了——他也“熬成婆”
了。
像这种人给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
我在一些描写航海生活的故事里看到过这类事,这个折磨人的家伙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长。
有个故事好像是马克·吐温写的: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
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
有一天,水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
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
整天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码头。
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
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
这倒不是乱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
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故事发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
这种故事也就带点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谈张爱玲,也不是谈航海小说,而是在谈小说里幽闭、压抑的情调。
家庭也好,海船也罢,对个人来说,是太小的囚笼,对人类来说,是太小的噩梦。
更大的噩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
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
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
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
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
我初次读张爱玲,是在美国,觉得她怪怪的。
回到中国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么股味。
这时才想到:也许不是别人怪,是我怪。
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作一切来写。
或者当媳妇,被人烦;或者当婆婆,去烦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顾影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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