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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尾声2（第2页）

这就是为什么宋教仁一方面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利，一方面要和袁世凯一起共商国事，创建议会等“共和”

形式，以最大的热忱来扶植年轻的民国逐步成长。

因此，宋教仁现实的政治态度和一贯温和主张改革改良的立宪派人士不约而同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共同的政治语言就多了起来。

但是，陈其美、胡汉民、戴季陶们不这么想。

他们一直宣称“立宪派”

是旧社会的遗留下来的政治派别，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他们政治主张的破产，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右翼，他们是袁世凯的潜在盟友。

或者说，他们就是“反革命”

。

中国长期的专制社会，多多少少造成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独断性和一元化倾向。

社会的变革应该是多层面、多领域的、多种形式的，而胡汉民、戴季陶们只看到政治领域的出生入死，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唯一的革命者，因此不信任别人，看不起其它派别。

因为，不论从历史实践上看，还是从政治理论上分析，暴力革命都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能将旧社会的腐败龌龊犁庭扫穴，也可能将社会多年积累的进步成果扫荡无遗。

激进派之所以力主暴力革命而反对渐进改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思想原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暴力革命的思想依然对激进知识分子有极大影响。

革命派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时经常用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作为启发事例。

宋教仁一案还没有水落石出，法律上的结论还没有，合法的国会仍然在运作，袁世凯仍然是合法的大总统，孙及其追随者的所谓“二次革命”

，从法理上说，无疑是非法的。

看看除去孙，袁主控地区的全国的主要舆论。

江苏都督程德全是查办宋案的中坚。

他在谈到此案时说：“宋案当听法庭解决，借款当听国会主持。”

在表明坚决维护法治的态度后，他明确地表示，鉴于“人民已有枕席不安之状”

，为“维持秩序，凡有煽惑兵队，扰乱治安之举，无不以军法从事。”

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首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

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

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

云城蔡将军，不愧为反对专制统治的英雄，当时就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

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

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使用佥壬之手也。”

佥壬即无耻小人，中国真正的民主人士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不是战争，这是一次绝望的挑衅，而已。

7月16日，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又一次率领青帮兄弟攻打江南制造局。

和1911年那次攻打江南制造局相比，陈其美麾下的人数上不知多出十几倍，然最有战斗力的光复军却已经被陈其美消灭了，队伍也没有往日的那种正义的底气了。

陈其美、刘福彪、钮永建等率领七千五百人，自7月22日夜间起攻打制造局。

在这支队伍中有许多日本人参加，说是“友人”

，实为职业军人，这也许是近代史上日本职业军人第一次加入到中国的内战来。